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次历史性互动

点击数：878　时间：2026-07-13　作者：重庆工商大学

广阔舞台。源于19世纪初的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背景之下的马克思主义与根植华夏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两大思想体系的互动，构成了一条非线性的历史轨迹，两者的发展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和意识形态精神图谱，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关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

　　“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在中国寻求民族独立、复兴的进程中，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各种社会发展理论的突破、深化、创新与体系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广阔舞台。源于19世纪初的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背景之下的马克思主义与根植华夏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两大思想体系的互动，构成了一条非线性的历史轨迹，两者的发展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和意识形态精神图谱，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关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回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两者在文化层面的演进历史，从早期的反思批判到后来的辩证继承，再到“第二个结合”，历史已然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有了更为厚重的文明根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历史智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次深刻互动：第一次互动体现为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破障反思”到新中国成立“理性继承”的跨越，第二次互动呈现为改革开放时期从“理性继承”到“借鉴吸纳”的升华，第三次互动则实现了从“借鉴吸纳”到“第二个结合”的质变。“第二个结合”的意义在于确立、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就是要发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创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第一次互动：文化本质的理性回归

　　1919年至1949年发生的第一次深刻互动，清晰地呈现出一条从激烈的文化批判与否定，逐步过渡到具有辩证色彩的反思和重新审视的思想轨迹。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激荡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和承载数千年文明底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经历了从批判反思到理性继承的深刻嬗变。新文化运动中，有的人将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视作封建文化桎梏。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落后保守的文化象征，这在当时固然有助于解放思想，但平心而论，这种态度无疑是过于激进的。国家战败、革命成果被窃取等一系列屈辱事件的刺激，使得寻求救国良方的近代学人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归因”逻辑，将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国家命运，首要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僵化落后。“破障”优先的革命策略在文化层面导致了现代性追求与传统资源之间的二元对立张力。中华民族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开启学术、思想、文化反思，这种反思既有救亡图存的急迫性，又蕴含着文化主体性重建的深层次需求。

　　历史转折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浪潮冲刷历史坚冰，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识界开始超越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立场。理性反思促使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并非全然糟粕，其蕴藏的治理智慧与伦理价值具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尽管此时中华传统文化仍处于被审视、被选择的客体地位，但“理性继承”的意义不容忽视，为长期压抑的文明基因解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文化主体的复苏开辟了通道。

　　第二次互动：文化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

　　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式，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思想解放的浪潮中被真正打破。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发生了从“理性继承”到“借鉴吸纳”的第二次重要互动。意识形态教条化状态结束，思想解放的浪潮冲破了绝对否定的坚冰，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与国际话语权的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觉醒，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和处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等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根脉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价值和社会价值。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办伊始，就以《读书无禁区》开卷，在文坛率先倡议并持续展开了两年的关于“读书无禁区”的敞开讨论。“1984年，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这是国家层面战略布局上的一个基金会、学术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伟大开端的一个标识，是国家决策层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一个新逻辑的体现。其后，中国文化书院、中华孔子研究所等机构相继创立，这一年成为了80年代中国思想界向弘扬传统文化聚势和转型的起点。”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由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共同发起在北京成立。1984年9月28日，孔子思想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此次会议的召开为开端，把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积极贡献看作历史的主要方面。1991年5月5日，张岱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以分析的态度研究中国学术》，是20世纪90年代“重提国学”的先声。1996年5月16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这一项目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应用，又为深入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坐标，极大地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被谨慎甄别的客体跃升为主动弘扬的主体，其优秀核心价值理念深度融入当代道德建设与社会治理实践。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建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这些举措体现“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虽然这一过程伴随着强烈的现代化建设实用功利与工具化色彩，但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始摆脱历史身份桎梏，成为建构民族认同、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核心资源。

　　第三次互动：文化生命的有机重构

　　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实现了从“借鉴吸纳”到“第二个结合”的质变。这一深刻互动并非文化复兴的线性延续，而是百余年党史经验、民族复兴诉求与文明传承自觉共同催生的理论质变。“两个结合”的提出，从根本上突破了“主体利用客体”的工具化模式，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推动两种文明体系在精神内核层面展开深层对话和深度融合。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方向，通过仪式化的政治实践传递出文化战略转向的明确信号。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并系统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定位与发展路径。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传统文化从战略资源提升为理论建构的核心支柱之一。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第二个结合”的划时代意义，将其定义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超越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简单衔接或机械拼接的思维窠臼，使文化发展“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为理论创新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潜能，并在文明根基处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世界格局中“追求文化对话中叙事能力提高”。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熔铸了具有新型文化主体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道路最深厚的文明根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中华文明通过创造性转化焕发出蓬勃的现代生机，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坐标。

　　结语

　　回顾百余年历程，三次历史互动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重建文化主体性的轨迹。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否定，到改革开放的辩证肯定，再到新时代的有机重构，这一过程揭示了文化发展的深层逻辑：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相互嵌入，熔铸出一种既具有现代性特质，又彰显中华文明底色的新型文化生命体。

　　“彼此契合—互相成就—思想解放”的三重逻辑，标志着两种文明体系在精神内核层面实现创造性融通，共同熔铸出既坚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又彰显中华文明特质的“既现代又中国”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次历史互动，揭示了文化主体性的重构绝非简单的传统复归，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引下，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改造，到“第二个结合”的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践唯物主义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辩证统一，以此形成“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具体为：在经济领域中衔接“富民”思想与共同富裕目标;在政治场域中转化“民心即天命”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会治理中重构“家国同构”伦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生态治理中汲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整体系统思维智慧;更在人类文明维度贡献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方案，通过“和而不同”的外交实践与“天下大同”的秩序理想，为全球现代性的探索提供了独特的中国理念。“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这种深植文明根脉的主体性建构，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标识，更是中华民族为推动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当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衰落，全球格局的不稳定性加剧。“中华文明”作为一个自洽、稳定、统一、持续发展的价值整体，在国际舞台上正从一种地方性、区域性历史经验与知识结构转化为世界性普遍尺度，为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之外构建未来的世界新秩序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