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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明进步映现本体论价值并开辟学理研究空间，描绘出人类文明叙事样态及其逻辑营建的复杂境域。借此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的逻辑理路，更能发现可以跨越的三重界面：一重界面聚焦人类文明的叙事样态，力求从表现形式释证文明所内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要素;二重界面聚力于文明形态的有机构成，力图从发展动力、制度秩序、伦理价值、存续状态、赓续条件等维度阐证人类文明的实践样态;三重界面聚汇于文明新形态话语质态，力证文明的“体—位”逻辑关系，增进文明的“体—用”逻辑架构，统合明体、塑位、达用的话语。循此思维路向，旨在考释新型文明形态的叙事样态、有机构成、话语质态，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逻辑贯通的价值本体。
人类文明形态的整体性内嵌着论证内涵的逻辑理路。文明形态的哲学本体因由文明内涵的赓续表达展现其内在构造。人类文明在历史性实践中生成，又接续展陈新的文明样貌。文明是思维的历史也是现实的再造。营构新型文明形态展现出超越性的思维迭变。令人无法释怀之处在于，人类文明的叙事样态蕴含怎样的认知图式?文明形态的有机构成何以展现对象化的限度?文明新形态的话语质态如何实现逻辑自洽?进言之，这些问题可归结为勘察文明形态本原的问题，亦尽显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阐释所蕴含的学术张力。
人类文明的叙事样态
人类文明因由不同认知界面塑造出叙事样态。文明形态嵌入历史过程又超越了历史表象，凝结成哲学本体的论题。人类文明因由社会历史的渐进式发展而呈现思维构造的叙事逻辑，本身就显现出扬弃和超越的姿态，因而在其构成要素认知界域通常展现出本源性和变动性的面貌。然而，亦有存疑之处，文明形态是集成化还是分散性的思维构造，是本源性还是拓展性的认识体系，是恒定性还是变动性的理论样式，抑或相互辅证、两方面兼而有之?人类文明的叙事样态见诸哲学本体，能够渐进式展陈出不同的文明认知方式及其内在表现。
文明形态的理解方式缔结于不同的叙事样态。因循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历史运动，文明形态聚合而成认知模态。人类文明的表现形式如何生成演化，人类文明的思维原点如何勘考?不妨引入事物的确证及其确定性所涉及的“是”和“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是’，都关系到一个中心点、一类确定的事物”，阐明“‘存在’也在许多意义上被使用，但永远是与一个本原相关的”。文明形态可视为哲学视域内具有抽象意义的“事物”，表现出从中心点即本原向外部延伸的态势。正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阐明的那样，“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文明时代从其发展样式缔结人类文明的形态化认知。就本质而论，文明形态总体上展现人类思维创造的智慧结晶，体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演进规律，反映人类社会赓续的进步状态。但是亦须洞察，文明形态的多维认知涵纳着差异性构成要素与叙事样态，故而拟从多个维度阐证文明形态的认知界面。
文明叙事样态因社会发展而衍生经济要素。文明本质决定文明内容的认知界域。人类文明展现出颠覆意义并借助形式服务于内容。人类文明即是人的本质在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形式。农耕文明展现农业经济形态，工业文明显现工业经济形态，科技文明展陈数字经济形态。倘若如此，经济要素是否是人类文明的驱动力?人类文明囊括历史性实践活动所累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经济要素涵括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参与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基本因素。换言之，文明进步与经济繁荣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文明进步催生新的时代，只不过这样的文明时代以资本和资产为其开端。
资本及其人格化表现衍生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资本深刻改变封建社会及其生产关系，潜藏着创造物质文明的历史踪迹，但也留下了物驱使和统治人的隐患，加剧了因经济不平等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共产党宣言》阐明，资本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它迫使一切民族为了生存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资本按照自身面貌创造出资本主义文明世界，金钱摇身一变成为世俗社会万能的上帝。资本背后的“生产”构成本质性、分析性线索，资本背后的“生活”串联起现实性、整合性线索，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在文明进步视域内达成高度统一。陈忠教授认为，正是“在‘生产话语’与‘生活话语’的深层交汇与现实统一中，马克思哲学既是‘全面生产理论’，也是‘全面生活理论’”。由此可以推断，全面发展的社会生产决定了社会生活当前的实际状态。资本作为文明的要素曾塑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但它仅是文明跃迁的载体。仍需追问，文明形态为何以稳定的结构形态，确证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内涵?
文明叙事样态根由阶级状况而生成政治要素。文明的本质力量来自历史性实践的主体。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人作为创造社会历史和文明形态的主体，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展现自身发展和超越的可能。然而，人所创造的历史与文明受到阶级状况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迄今为止的文明史主要是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文明时代的社会本质借由人的阶级特性而深度呈现。由此探问，政治要素是否会影响人类文明发展?人的地位和作用映现在阶级社会的参照系之中，蕴含着通过政治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的文明向度。政治要素的塑造与变动导致文明叙事样态的变化。
政治要素从人类解放命题展现文明叙事样态。人类社会就其实践主体和构成要素而言，表现为阶级的划分及其冲突的历史过程。《共产党宣言》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动因在于，“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解放的文明叙事借由阶级矛盾剧烈变化而衍生政治解放的现实命题。刘同舫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使马克思能够据此解剖和分析社会历史的内在结构及发展进程，并在市民社会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中寻找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塑造新型文明形态蕴含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拓展了关注人与现实世界的视域。罗骞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样式“可以回应各种阶级还原论的指责，它不再只是以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也是一种唤醒人类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维系人类存在的救亡理论”。于是，政治要素转化为文明进步的能动性力量，推动阶级革命方式向人类解放立场转变。人类文明由此驶入了政治解放的历史轨道并展现出新样态。
文明叙事样态缘由历史变迁而融合文化要素。人类精神生产活动创造文化及其样态。文化要素体现文化多样性的特质，包含物质基础表征的生存结构、精神维度缔结的思维方式、上层建筑的有机构成。文明叙事通常以整体化样态体现出人类智慧和文化发展的高度。文化要素及其丰富内涵聚合起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整体性与文化多样性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文化要素的历史跃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展现出文明叙事的基本样态。
文化要素从精神生产领域聚合文明叙事样态。精神世界及其价值追求蕴含着持续扩容的文化要素。文化乃人的本质确证的自我直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明，“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文化要素具有“二重化”功能并展陈创造的力量。胡钰教授阐述了“以人为主体、以实践为中心、以天下大同为追求”的中华文明叙事样态，力主“推动‘以中国为中心的史观重建’，强化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主体性，推动基于中国道路的历史叙事与文明对话”。代际相承的中华文明塑就出中国人的文明观、人本观、实践观、天下观。钱乘旦教授认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应注重总结外国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服务、为中国现代化服务。”中国人借以创造和吸收文化要素，汲取人类文明智慧并塑造文明叙事结构和样态，耦合了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内在联系。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的叠合延展出精神生产的文化气度。文化要素嵌入了文明进步的内核，而文化多元化发展，则引发了文明叙事样态的变革。
文明叙事样态受宗教信仰影响，进而也塑造社会要素。宗教信仰寓居于人的精神世界并以崇拜超自然力量佐证了人类文明嬗变过程。人类文明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观深受宗教信仰影响。宗教信仰并非人类文明的全部，却是社会的独特现象和构成要素。中华文明的信仰体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革故鼎新的精神气质、民为邦本的价值导向、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不同信仰体系展现差异化的个体精神生活，也体现人类文明的凝聚力。
社会要素从宗教信仰问题中释放社会解放意图。人类文明凝合社会状态及其要素。社会要素体现人的解放程度并升华为文明叙事样态。马克思阐明犹太教的世俗化催生了“普遍的现代的反社会的要素”。《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金钱就是犹太人的世俗上帝，“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反映了哲学建构的意义与社会要素聚合的意图。社会要素的本质在于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勃兴。有学者用六方面“转向”加以概括，即“从实存转向生存，从注重超验的世界转向注重现实的感性世界，从抽象转向具象，从彼岸转向此岸，从关注群体、类、国家、民族的宏大概括和普遍性价值转向关注个体、个人的微小叙事和独特价值，抽象理性转向理性非理性的统一”。人学革命和生存哲学的兴起，拓展了文明叙事的新样态和新空间。创造现实和感性的世界，表露出社会要素生成的新指向和社会文明建设的预期。人类文明向社会领域延展的现实意义由此发端。
文明叙事样态归因于生存条件而聚合生态要素。人的思维对象涉及自然界、外部世界、自然环境等范畴，尤其从生存条件维度指向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调适与和解，属于哲学本体的论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涵纳文明进步的可能性。生态与文明相辅相成，生态环境奠定了文明创造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文明进步的先决条件。生态要素的积聚和嬗变，深刻改变着文明叙事样态。
生态要素从生存条件展现人类文明存在状况。人类文明确立的前提在于彰显人的生命意义。《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自然条件和自然基础标注着人类活动的历史出发点。生存条件和生态环境所含有的差异性存在，甚至制约着资本的运动。《资本论》阐明：“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生态环境只是文明产生的条件，生态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的文明。方世南教授认为：“人的文明状况直接影响和决定生态文明状况。”赋予生态要素以文明意涵，既肯定了生存条件的差异性面貌，也确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存在。
如上所考，文明之“新”体现于叙事样态的动态生成，“形态”则根植于哲学层面多维要素的辩证整合。若文明具有一元论禀赋并展现无限可能，那么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了文明叙事的反思性根基。社会与生态要素亦在哲学向度彰显人的本质力量，推动文明形态持续演进。文明形态的生成在于诸要素的交互作用与整体生成，正因如此，文明得以超越既有表象、不断呈现新貌的内在逻辑得以确立。
文明形态的有机构成
新型文明形态借由哲学本体展现出其有机构成。文明形态的物态化因素体现于社会历史变迁，其精神高度彰显人类文明的外延和功能。人类文明兼具恒定性和可塑性的品貌。文明的恒定性展现“慎终追远”的进步意义，文明的可塑性则表征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限度和可能。若分而述之，新型文明形态的有机构成能否从发展动力聚合物质文明，从制度秩序确证政治文明，从伦理价值展示精神文明，从存续状态证成社会文明，从赓续条件阐证生态文明?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均指向文明形态的本质内涵，并延展到人类文明的实践样貌。
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其参照系映现出其组成部分。思维认知模式构成文明形态化建构的理论基础。人类文明反映并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呈现并赋予文明进步以价值关切。塑造新文明形态的逻辑起点，在于构建人类文明的哲学体系，阐释人类文明的有机构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包括人类文明在内的各种生活样态均受生存方式的制约。文明的认知维度而非认识种类，更趋近文明形态的有机构成。西方盛行“三争文明”观念，刻意渲染人与人、群体之间、国际之间的竞争，使“丛林法则”披上新殖民主义外衣。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通过竞争的斗争实现的对合法性的规定”乃“温和的暴力”。文明形态内在构造尤须消弭错误认知。人类文明新形态塑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框架，更有待于展示标识性范畴和开拓性叙事样态。
新型文明形态从发展动力聚合物质文明。人类文明来源问题属于哲学本体勘考的论题。新型文明形态既是历史比较的结果，也是未来可能生成的样貌。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及文明进步的始因，往往需要抛弃现实社会状态而从生产力的视域中找到答案。物质文明的生成与累积，确证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并以经济要素或社会形式展现出文明创造的成果。就其本质而言，物质文明表征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型构出人类文明形态的本原样貌。
物质文明起始于生产力造就的工业文明。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生产力，内嵌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容体现于生产力发展状态，表现形式则在于生产关系及其物态化水平。马克思曾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人类的交往方式涵摄的生产关系总能保留社会发展的既有形式并以此反作用于生产力。社会形式可理解为文明形态及其恒定性作用，这在工业文明跃迁中尤为明显。列宁指出：“大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工业文明展现出生产力水平，并铸造人类社会的发动机，也界分出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李约瑟认为：“道家一直在为维持集体主义而战”“儒家历史学者更关心集体而不是个人”。物质文明的格式塔难道仅会在人的本质关系上有所投射?可以肯定的是，物质文明印证生产力水平和状态，并借由工业文明塑造出新型文明形态和国家形态。
新型文明形态从制度秩序确证政治文明。人类文明联结国家制度并显现为政治文明。文明形态展现出国家形态的本质与本原，国家形态属于社会制度意义上的文明形态。政治文明作为诸多政治要素的集成形式，在阶级和国家、民族和国家等关系塑造和调整过程中，演变为文明形态和国家形态的联结点。政治文明的萌发与聚合，支撑起社会制度及其秩序架构，并以政治要素或国家形态汇集了文明创造的成就。政治文明展现社会制度和文明形态价值向度。
政治文明反映社会制度确证的文明律动。国家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国家彰显政治文明高度，并凝聚为显著的文明体。文明形态缔结为国家形态，并丰富自身的构成要素。国家形态以其制度秩序提供文明进步的政治保证。然而，文明形态的政治要素正是通过反叛自身而获得活力。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阐明，资产阶级“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所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资本主义制度出现文明“倒戈”的现象，恰恰证明其文明形态与社会制度均具有历史局限和过渡属性。国家与文明关系的确证，莫过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即“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反映其文明发展的程度。国家以政治文明的形式塑就文明的形态乃至观念。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阶级斗争以一定阶级的胜利或消亡作为结果，“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探究政治文明背后的社会制度根源，尤须洞悉文明史和唯物史观的理论镜像。由此延展的开放性论题显然能够打开研究文明形态有机构成的学术视域。
新型文明形态从伦理价值展示精神文明。人类文明折射精神世界和思维领域的发展状态。文明形态反映着人的精神世界的样态。精神文明蓄积起旧文明向新文明转化的文化力量。精神文明作为文化要素生成和赓续的母题，涵摄人们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重塑文明形态的伦理价值，彰显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张力。精神文明的孕育和传播，通过精神生产活动源源不断汇聚起文化要素。
精神文明呈现出伦理道德所滋养的文化自省。人类文明依从伦理价值向度划分出不同文明模态。精神文明所维系的哲学命题即在于人何以成为自然界与自身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李大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革命等带来“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精神文明的源头即在于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马克思在《波斯和中国》中瞻望中华文明的未来并认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反映文化醒觉意识，有助于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黄枬森教授阐明，文化与经济、政治共同组成人类社会，“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中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东西”。文化归属于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表征社会伦理道德和精神文明状态。不同社会制度的文化具有统合和资鉴的可能，文化的赓续继承及其反思性构建成就了文明形态。伦理道德体现文化的精髓，塑造文明的体魄。文明形态乃人的本质力量转化为文化自省的成果。新型文明形态从存续状态证成社会文明。人类文明体现社会发展态势和社会内部的动能。文明形态映现出人们创造社会成果所达到的高度。社会文明奠基于自然的人格化，并以此完善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彰显出社会的人格化，并创造积极的社会要素。社会文明聚焦人何以成为自身真正的主人的论题，构筑起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考量基准。社会文明的养成与培育，借由社会实践活动而聚合能动的社会要素。社会文明表征存续状态和文明形态的实现程度。
社会文明丰富并拓展了人类解放的实践内涵。文明进步展现社会变革的力量和人类历史性实践的成果，垦拓出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空间。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信中阐明，“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人类实践塑造了文明形态及其价值涵蕴。《反杜林论》阐明，“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由此展现并消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深刻矛盾，赋予人类文明“实践之善”。贺来教授据此概括为“自觉地把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把握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根本的价值理想，从而使对‘实践之善’的理解获得了全新内涵”。反向观照，社会文明建设面临着建设性要素和破坏性要素的内在冲突，文明的主流创造与逆流反制长期并存。郭湛教授阐明，人类的破坏性行为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危险。因为，只有在建设性成为人的主体性的主导方面时，社会财富得以保存和积累，社会文明才能存在和发展”。塑造人的主体性和建设性要素仍将是文明形态建构的重要支点。
新型文明形态从赓续条件出发，揭示了生态文明的深层意涵。人类文明涵纳人与外部世界关系构建的价值诉求。文明形态映现出人的生存发展状态。生态文明营构起有机的自然界和无机的自然界的思维通路，确证人与自然之间缔结为生命共同体的实践路向。然而，生态问题反映出人的生存状态恶化，生态危机反衬出人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由此延展出社会制度何以走向文明对立面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序的实践难题。生态文明涵摄赓续条件和文明形态实践走向。
生态文明尽显生存状态表征的自觉意念。文明进步的视域有待从人类社会向外部世界和生存环境拓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私有制及其异化导致“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人格化的自然唯有实现新的价值让渡，并成为人的自由空间创造的文明质态，才能证成生态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现人类文明生态化建设的历史方位以及文明形态的生态归属。
综上所述，需要从不同维度聚合人类文明形态的有机构成。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持续拓展文明边界，而文明形态的过渡性与开放性，正体现于各维度间“体用”关系的动态调适之中。五个维度并非文明进步的终点或孤立彼岸，它们相互嵌入、彼此支撑，共同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诉求。值得深思的是，五个维度的文明样态是否蕴含体用关系及其调适的可能，是不是文明进步的终点抑或价值诉愿的彼岸?由此抛出了塑造文明新形态话语质态的论题。
文明新形态话语质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映现出逻辑生成的话语质态。文明形态叙事话语的体系化建构，映现文明本体认知边界扩展的趋势，以及文明形态有机构成扩容的思维空间。缘此追问，释证新型文明形态的话语质态有何逻辑线索，政治、经济、文化为何呈现哲学本体同构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何确证生产力作为决定性要素的叙事逻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何以展现本源性和恒定性的话语质态，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如何彰显拓展性和变动性的话语质态?由此更待探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质态及其逻辑自洽的可能。
新型文明形态联结文明的哲学本体及其构造。文明认知模态体现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高度和现实可能。人类文明发展条件的有限性与价值诉求的无限性联结着文明形态话语生成的基本状态。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阐明：“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人类推动历史进程并塑造了不同的文明样态，从而渐进式延展了文明进步的价值诉求和实践愿景。新型文明形态可从五个维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开启的逻辑空间表明，党和人民构成实践活动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实践对象，中国式现代化构成实践路径，五个维度的文明构成实践样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确证实践本体，塑就发展位阶，成就致用意图?五个维度的文明何以彰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体与位关系、体与用关系，凝合为“明体—塑位—达用”的话语质态?
文明之“体”与文明之“位”逻辑关系紧密。人类文明的体与位关系，衍生出对文明整体性的认知方式，其内核就是文明的整体与局部关系及其和谐统一质态。“实体”认知边界展现出哲学上的分野。既往哲学无论是唯心主义的“精神”，还是旧唯物主义的“物质”，都赋予其“实体”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内的“实体”，即为运动、变化、发展的物质。借助物质和实体概念管窥“文明”，其实践本体和进步状态便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体与位关系。
体与位的关系塑造最初隐藏在宗教神学领域。本体与位格见诸本体论塑造的思想历程。人类文明及其形态化构建，隐含体与位关系的最初证明。德尔图良在其巨著《驳帕克西亚》中发明了“三位一体”术语，认为“逻各斯”展现出本体的同一性以及位格的差异性。中世纪西方哲学代表奥古斯丁所著《论三位一体》认为，真理之光来自上帝，来源于“被植入行公义者的心中”的理性规则。波埃修创造出诸如存在、个体、实存、基体等拉丁文概念。安瑟伦提出了自有而永有者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经院哲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阐明了“本质即是他自身的存在”的“实体观”，由此划分出由最高实体、精神实体、物质实体构成的等级系统。从宗教神学衍生出人的存在意义与实践本体，隐现人类文明探问的思想晨曦。人类文明恰如思想观念的“实体”，其本质反映并决定于自身的存在。文明形态所确证的本源性存在，既塑就了文明之“体”，也贯穿于文明之“位”。哲学本体之问乃打开新型文明形态的思维之钥。
伟大的社会革命确立起人类文明的体与位关系。文明形态话语建构展现本体塑造的吁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阐明，“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只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思维羁绊，文明进步才不再是被征服者的头颅盛放的甜美酒浆。恩格斯所作《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强调：“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借助理论、政治、经济等位格塑造其文明价值。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断隐含着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初衷。
人类文明展现出“三位一体”的雏形和本貌。新型文明形态塑造彰显进步意义。瞿秋白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中阐明：“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子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强调要彻底“变易人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生活”。新型文明形态彰显政治、经济、文化的本体意味，聚合起中国的革命力量。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进而阐明“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内嵌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意涵，展现出构建新型文明形态的原初样态。
文明之“体”与文明之“用”逻辑架构自洽。人类文明的体与用关系，内蕴着文明自洽性的认知模态，其根源即为文明的内在本质与表现形式及其相互转化的质态。文明之“体”指向本体和形质，文明之“用”表征现象和功能。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作为诠释宇宙、人生、社会诸多现象独特的思维方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体用”范畴类似西方哲学本体与现象的观念，有助于释证人类文明的内在动因，洞察新型文明形态的本质和规律。
体与用的关系折射出文明形态的内在构成序列。本体与功能反映出本体论展拓的空间意味。新型文明形态既蕴含着理论维度的本体，也呈现出实践维度的功能。新型文明形态的体与用关系见诸如何寻找人的真正现实性。“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只去寻找非人了。”文明形态乃扭转人的非人化的思维创造，人之为人的本体隐藏其间并界分出经济、政治、文化之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阐明，在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由此足见文明形态本体塑造及其实践维度。文明形态即在于摆脱社会历史发展障碍，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强调：“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与之相呼应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延展了文明之“体”的本源，证成了文明之“用”的禀赋。以此为发端，文明形态的价值序列逐步生成，并塑就制度文明新高度。
变革性力量架构起人类文明的体与用关系。文明形态话语塑形体现出变革创新的价值向度。文明要素聚合于此并展现变革性力量。熊十力先生阐释“体用不二”之义，指出“实体变动即成了功用，而功用以外无有独存的实体”，体用结合反映出其对文明变迁的规律性认识。列宁在《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主张，“善于在各种具体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群众，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把群众提高一步，而又能尽量减少摩擦”。
文明形态以其不同方式掌握和塑造群众。《新民主主义论》阐明，“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并进一步提出废除中国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以帝国主义为“盟主”的政治经济文化。文明形态以人为价值本体，并展现本源性力量。人类生存危机展露出体与用关系的内在张力。社会历史并非遵循线性发展轨迹。人的价值本体蕴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争。哲学家艾思奇认为：“不是在新的更高的社会制度之下，平等的物质享受决不会实现。人类的生存危机也决不会完全突破。”如有可能，塑造新型文明形态，能否借助全球化的实践通路?甚或质疑，全球化是否会阻碍文明进步?美国学者曼弗雷德·B.斯蒂格表达了忧思并阐明：“宣称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抵制的，其根源在于一种更宏大的进化论话语，这一话语赋予某些国家以特权地位，让它们处在从政治控制下解放市场的前沿。”当全球化试图构筑起进化论释放的渠道，人类文明或将遁入思维的困境。确证文明形态的体用关系，无疑以人的真正解放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
新型文明形态统合明体、塑位、达用的话语。人类文明叙事模态归结为如何彰示文明本体及其实践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明体达用、体用结合”的思想枢纽在于塑造文明的位格。“体”指文明的本体基础与内在本质。“位”是文明本质在特定历史与社会结构中的现实化与具体化，进而表现为文明的制度形态、发展阶段与价值序列。“用”则是文明本质及其现实形态所发挥的实践功能与社会效能。新型文明形态的话语质态关联文明进步的内在逻辑构造及其实践走势。
“明体”延伸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知境域。新型文明形态始终展现出社会主义的本体建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两个文明”的建设构想。五个维度的文明样态为何以物质文明为开端?邓小平同志给出答案并阐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进而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新型文明形态展示出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当年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由此推动文明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五位一体”的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从社会主义制度和人的全面发展高度赓续拓展文明认知界域，意味着新型文明形态开放性体系塑造的现实可能。
“塑位”透射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体建构见诸逻辑理路确证过程。“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文化服务于特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明以不同模态展现出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多维度勘察文明发展样态既有理论根基也有实践导向。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此“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由此显示出文明形态建构的价值导向，亦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创造力。
“达用”体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愿景。新型文明形态及其构成伴随着历史性实践活动而延展其认知界域。文明进步联结着人的生命活动方式。《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指人们的共同活动，其活动方式即为生产力。生命生产的双重关系蕴含着人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新型文明形态塑造的本体意味和价值诉求即在于此，五个维度的文明样态亦发轫于此。
综上所述，人类文明的形态化建构在于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并塑造属人的对象化世界。“明体”重在澄明决定文明性质的本源性力量，“达用”则强调文明的实践指向与效果，是本质力量的外化与检验，而“塑位”正是“体”向“用”转化的关键中介，使普遍本质获得了具体的历史形式，最终指向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旨归。文明进步的意义和价值构成了新型文明形态话语质态的内核，其价值证成也显现出人类文明话语的创造性和开放性特质。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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