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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命题，其深层逻辑体现为从“真理契合”到“价值融通”的双重逻辑。“真理契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具有一致性，构成了“第二个结合”的客观基础与逻辑前提;“价值融通”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实践路径和话语体系三个维度上创造性融合的主观实践。二者相互支撑、辩证统一，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动力。“第二个结合”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精神的互补共生，更为新时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了深厚根基。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尤其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时也需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赓续中华文明，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科学真理指导与历史文化传承的融合共进。从这一角度看，“第二个结合”绝非是思想资源的简单叠加，而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智慧在深层逻辑上的辩证统一。这一结合过程蕴含着从“真理契合”到“价值融通”的双重逻辑：一方面，“真理契合”构成了结合的客观基础，所回答的是“为何能够结合”的前提性问题;另一方面，“价值融通”则构成了结合的主观自觉，所要解决的是“如何深层结合”的实践性问题。二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与开花结果，同时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真理契合：“第二个结合”的客观基础与逻辑前提
何谓“真理契合”?我们这里所讲的真理契合，核心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客观规律、科学世界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朴素真理、理性智慧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彼此契合不是简单的语词含义相近，而是精神内涵的彼此相通”。这种契合并非主观臆断的比附，而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共通认知，这同时构成了“第二个结合”得以成立的客观基础与逻辑前提。
1. 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契合
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核心，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指明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演进方向，一如马克思的经典表述：当这些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而这一科学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的社会理想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回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意识，到王夫之“理势合一”“趋时更新”的历史观，我们始终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与动态性，认为人类社会必然在顺应规律的变革中走向更加合理的形态。这种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朴素认知，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必然性的科学阐释，在根本方向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体现在，二者都拒绝将社会视为静止的、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存在，而是从客观现实出发来把握社会演进的本质。正是这种契合，让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社会建设的理论，能够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需求相呼应，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变革智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通过剖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即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进而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与此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会引发上层建筑的调整，最终推动整个社会形态向新的阶段迈进。这一完整的矛盾运动链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客观进程。与之相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没有形成如此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它通过对社会变迁的观察、对王朝兴衰的总结以及对治国经验的积淀等，形成了诸多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朴素认知。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理势合一”“趋时更新”的历史观。他认为，“理”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势”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理”与“势”是统一的，社会发展必须顺应“理”与“势”的要求，不断更新变革。他在《读通鉴论》中指出：“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读通鉴论•卷十五》)王夫之试图借此强调，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也会发生变化，因而人们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和制度。显而易见，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思想是具有一定契合度的。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知上的契合，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接受。在近代中国，面对列强入侵、国家危亡的局面，中国先进分子一直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阐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变革求新”“天下为公”的理想产生了强烈共鸣。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从事的事业、所推进的实践，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还制定了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路线，推动中国社会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发展成就。
2.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契合
“自然”既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本环境，也是人类文化创生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曾直接指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人靠自然界生活”，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他主张最终应当实现人与自然这二者之间的和解。从本质上说，这一强调人与自然相和解的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形成了深刻共鸣。“天人合一”并非简单的人与自然等同，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辩证关系。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反对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儒家倡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将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理论，即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核心立场上是高度一致的，二者都反对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机械论观点。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唯物史观，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构建了深刻的认知框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一关系作出了经典界定：“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这一论述不仅明确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更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物质联结——人类通过劳动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从自然界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进一步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其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相契合。如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典籍《周易》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观点，其核心要义便是人类应该依循天地自然的规律，对自然进行适当的改造和辅助，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这种思想既强调了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又肯定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自然需以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为前提、人类通过劳动中介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理论主张相呼应。可以说，“天人合一”思想中对人与自然之辩证关系的认知，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在核心逻辑上形成了跨时空共鸣。
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念打破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的传统认知，它既强调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又肯定了生态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最终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从“二元对立”转化为“有机统一”的共生关系。
3. 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契合
马克思主义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核心，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明确主张通过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为实现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奠定基础。这一鲜明的价值指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重要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无论是“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都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
“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将人置于社会关系的核心。《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明确将民众视为国家存续的根本，只有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这一思想在后世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重要指导思想。儒家强调“仁者爱人”，并主张“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即统治者应该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关心民众的疾苦。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观点，将民众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如此，他还主张通过道德修养与社会治理，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和谐社会图景。这种对“人”的重视、对“社会和谐”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点上是高度契合的，二者都拒绝将人视为工具，而是将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正是这种契合，让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能够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实践准则，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智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升华为“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政治立场。
在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时，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表明，人并非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始终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的发展既受社会关系的制约，也能通过主动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为自身发展开辟空间。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在描摹共产主义社会时将其阐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消灭剥削与压迫，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社会发展成果，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正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这一路线贯穿于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推动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导向，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价值融通：“第二个结合”的主观自觉与实践深化
如果说“真理契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客观可能性，那么“价值融通”则是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主观能动性。何谓“价值融通”?从本质上说，它是在真理契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以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为引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深度融合，其目标不仅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更在于通过这种融合有效解决“结合什么”“如何结合”的实践问题，并为价值理念的具体表达、实践路径的文化转化以及话语体系的创造性构建提供根本遵循。
1. 价值理念的融通：从“普遍原则”到“具体表达”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价值融通，首先体现在理念层面上的转化与适配。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如“公平正义”“集体主义”“共同富裕”等价值理念，承载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追求，具有普遍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如“大同”“和而不同”“义利之辨”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文化共识，具有民族性与具体性。因而价值融通的首要任务，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价值原则，转化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的具体价值表达，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中国人民更易认同、更愿践行。
事实上，这种从“普遍”到“特殊”的转化，在“共同富裕”的价值阐释中尤为典型。马克思主义以“共同富裕”为重要价值追求，这一目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公平理念、大同愿景相契合。“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道出了古人对社会资源均衡、民生安定的朴素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更勾勒出人人共享、社会和谐的美好图景。当代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价值追求，也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均贫富、等贵贱”的民生情怀——这种融通让“共同富裕”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而将其转化为与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结合的具体实践目标。
当代中国将共同富裕确立为重要发展目标，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平理念、大同理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调节贫富差距、促进公平分配的思想，为共同富裕的实践开辟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区域、城乡间的贫富差距问题也逐渐显现。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奋斗。
2. 实践路径的融通：从“理论方法”到“文化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也是指导现实实践的重要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承载着民族精神的价值理念，更是融入了历代社会生活的实践智慧。价值融通的关键，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智慧相结合，将其转化为回应中国现实需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具体路径，这一实践路径层面的融合在社会治理领域和道德建设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社会治理领域，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贤治理”“礼法合治”智慧相融通。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经验作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党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挖掘“乡贤文化”中包含着的基层治理经验，传承“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理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乡贤治理”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模式，“乡贤”是指在乡村社会中具有较高威望、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士，他们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调解邻里纠纷、维护乡村秩序、兴办教育事业等。乡贤治理模式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基层自治的重视，蕴含着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其中可供借鉴的有益内容值得传承挖掘。不仅如此，“礼法合治”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理念，“礼”是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法”是指国家法律和制度。正如费孝通所说：“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正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智慧相结合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形成了“党建引领、群众自治、德法兼治”的中国特色基层治理模式。强调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相结合，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构成相互衔接、协同发力的治理闭环，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道德建设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道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等美德相融通。作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核心内容，共产主义道德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和奉献。其本质要求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互助、诚实守信等优良品德。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五种基本道德规范。与之相辅相成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则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美德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传统就是我们的存在方式本身，它塑造并建构着我们当下的存在。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融通，既丰富了道德建设的内容，又增强了道德建设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种融通不仅丰富了道德建设的内容，更因传统美德的情感共鸣而增强了道德规范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让道德建设真正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中。
3. 话语体系的融通：从“外来话语”到“本土话语”
话语权是理论影响力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必须突破“外来理论”的话语隔阂，构建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话语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传承，也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实现话语更新。价值融通的重要成果，就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这种话语体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立场，又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表达方式，从而实现“外来理论”向“民族话语”的转化。如用“实事求是”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事”指向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代表事物的规律，“求”即探索规律。这一表述既契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论逻辑，又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再如用“知行合一”阐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知”表示对真理的认识，“行”即实践。“知行合一”强调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理，又传承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话语融通，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是“外来的教条”，而是成为融入中华文化血脉的自己民族的理论;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是“陈旧的古董”，而是成为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活的文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规律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而“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不仅是这种话语融通的典范，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原意是指研究学问要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探求真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阐释，将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内涵。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阐释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立场，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在当代中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然贯穿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之中。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将实践定义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视作连接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桥梁。马克思曾指出，旧唯物主义的问题就在于未能将对象“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而马克思主义恰恰以实践为核心，强调其对认识的关键作用。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着重强调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认为“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目的和检验标准，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强调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当代中国，“知行合一”思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阐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重要话语。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行动，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与行相统一。
总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形成，不仅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一话语体系既兼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又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双重逻辑的辩证统一：“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
“真理契合”与“价值融通”并非相互割裂的两个阶段，而是“第二个结合”的一体两面：“真理契合”是“价值融通”的前提，没有客观真理层面的一致性，价值融通就会成为主观臆断的“牵强附会”;而“价值融通”是“真理契合”的深化，没有价值层面的主动融合，真理契合就会停留在理论对应的表层，无法转化为推动实践的现实力量。二者的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第二个结合”的完整逻辑链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动力，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实践路径。
从理论创新维度看，“第二个结合”的双重逻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发展：通过“真理契合”，马克思主义深度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获得了与中国社会现实相适配的理论生长基点;通过“价值融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互改造、相互塑造，最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本色，又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真理契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客观基础，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根本理念上达成一致，从而更容易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价值融通”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主观动力，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成果。这一理论体系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理论与发展制度，推动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从实践发展维度看，“第二个结合”的双重逻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强大动力。一方面，在“真理契合”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契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如在基层治理中吸纳“乡贤文化”“礼法合治”中符合当代实际的传统智慧。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是遵循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它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在几十年内实现了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在“价值融通”的指向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同时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实践智慧，如“大同”“和而不同”等;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价值追求，又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推进乡村振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还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理念，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诸如此类在各方面所做的努力，最终推动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从文化传承维度看，“第二个结合”的双重逻辑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真理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朴素真理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释，从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历史局限;通过“价值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转化为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文化资源，让中华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古代社会，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通过“真理契合”，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朴素真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阐释方法，使其摆脱了历史局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实现了与现代社会的对接，成为参与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中实现了创新性发展。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相结合的重要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维新”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可以与现代科技创新理念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使中国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总之，从“真理契合”到“价值融通”的双重逻辑，深刻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机理：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智慧的“相遇”，也是二者在理论、实践、话语层面的“相融”;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自觉追求，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担当。在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始终把握这一双重逻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指导，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其中，也包含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性分析，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获得更深厚的文化滋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更广阔的现代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与文化动力。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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