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部培训中心
重庆干部培训高校基地
- 023-6276-2687
136-5761-5475
治国理政，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在长期探索实践中，我们党形成并不断完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国家发展治理模式，其中，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下简称“五年规划”)，是最具代表性、最核心的制度安排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见证了新中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日益成熟。系统总结五年规划制定与实施的成功经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为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国家治理路径。
历史演进：五年规划的实践轨迹与时代转型
五年规划是随着时代变迁、国情变化和对发展规律认识深化而不断演进、转型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探索与奠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初步实践(“一五”至“五五”)。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以“一五”计划为起点，我国借鉴苏联经验，开启了计划管理探索。“一五”计划集中力量开展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时期，五年计划作为经济管理的核心手段，具有鲜明指令性特征，对于在资源匮乏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国民经济骨干框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确立了国家通过中长期规划引导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
转型与创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适应性变革(“六五”至“九五”)。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五年计划的功能和内容发生深刻转变。“六五”计划首次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内容，标志着规划视野的拓宽。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增强，计划的指令性色彩逐步淡化，指导性、预测性不断增强。“七五”计划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九五”计划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6年，“十一五”将“计划”改为“规划”，一字之差反映了政府职能和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变，从微观干预、指标管理转向宏观引导、战略谋划和公共服务，更加尊重市场规律。这一时期的规划着眼于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为市场机制成长创造空间，同时通过规划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重大结构平衡，体现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平衡艺术与改革智慧。
成熟与完善：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十五”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五年规划的制度体系、编制方法和内容理念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程度。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规划制定过程日益成为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过程。从前期调研、课题研究到在党内党外征求意见，再到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今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311.3万条，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理念引领与战略聚焦。新时代规划更加注重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十四五”规划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建议》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这一历史演进表明，五年规划是具有强大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弹性”制度，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活力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了国家发展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行。
理论逻辑：五年规划制度的深刻内涵与治理智慧
五年规划能够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在于其背后蕴含的深刻理论逻辑和治理智慧。
党的领导：国家发展的“定盘星”与“方向盘”。坚持党的领导，是五年规划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保证。党通过制定规划，确定国家发展的中长期战略方向、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为国家治理提供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了西方国家政党轮替导致的政策反复。党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有效整合各方力量，确保规划目标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市场主体，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围绕规划目标协同发力，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强大合力。
远景与阶段、战略与战术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既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五年规划制度是将远大理想与阶段性任务相结合的最佳载体。它通过环环相扣的五年规划，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宏伟蓝图分解为可操作、可评估的阶段性目标。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是实现长远战略的一个战术步骤。这种“接力赛”式治理模式，使中国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保持发展战略长期稳定，同时在每个五年周期内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中国的五年规划制度，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规划主要管战略方向，明确国家发展优先领域和公共服务重点任务，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预期和明确政策信号;市场主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规划宏观指引下通过竞争实现效率最大化。规划中的预期性指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自主行为实现，约束性指标是政府在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领域提出的工作要求，需通过配置公共资源和行政力量确保实现，具有强制性和承诺性，体现政府职责。这种“政府引导市场，市场驱动发展”的模式，避免了纯粹自由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也防止了计划经济的僵化，实现了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协同发力。
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完美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顶层设计层面，中央通过深入研究提出宏观性、战略性规划建议。在基层探索层面，各地方、各部门落实中央规划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创新和突破，形成许多富有成效的实践案例和经验。这些基层成功经验被吸收、总结，反馈到下一个五年规划制定中，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这种上下互动模式，使国家规划既具有全局指导意义又充满源于实践的生机与活力。
治理效能：五年规划塑造的“中国之治”独特优势
五年规划制度已内化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展现出多方面的显著效能。
塑造“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行动体系。五年规划以其权威性和广泛社会共识，成为凝聚全国人民奋斗意志的强大旗帜。规划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从中央部委到各省市自治区，再到基层乡镇，都将规划目标分解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和绩效考核体系。这种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执行机制，确保国家战略意图高效传导到治理末梢，将社会各方面力量整合到国家发展主航道上，形成无与伦比的组织动员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无论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巨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都离不开五年规划提供的战略依托和资源整合平台。
构建动态调适与持续学习的政策循环。五年规划制度是开放的、具有强大学习能力的系统。其运行过程构成完整的“循环”：规划制定→规划实施→中期评估与监测→调整与修订。特别是从“十二五”规划开始，规范化的中期评估机制得以建立，通过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期中考试”，及时发现新问题、新挑战，并据此对规划目标或实施策略进行必要调整。这种动态调适机制，使国家治理能够对外部环境变化做出灵敏反应，增强了治理体系的韧性和适应性。
保障国家发展的连续性与可预期性。对大国而言，发展的连续性和政策的可预期性至关重要。五年规划以其固定时间周期和规范制定程序，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稳定节奏和框架。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国内形势如何发展，中国总能按照既定节奏，有条不紊地谋划下一个五年发展，给国内外市场主体以清晰、稳定的长期预期。这种“确定性”，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成为宝贵稀缺资源，是吸引投资、激发创新、保障社会信心的“压舱石”。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五年规划的核心内容始终围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早期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再到新时代追求共同富裕，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是一份厚重的“民生清单”。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关切，在规划中占有越来越重的分量。通过规划的引导和约束，国家资源持续、系统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理念。
纵观新中国发展史，五年规划像一套精准的“导航系统”，指引着中国巨轮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稳健前行。它不仅是经济管理工具，更是一种深具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范式，成功将党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发展进程的可控性、发展目标的连续性和发展动力的可持续性。深刻理解并继续运用好五年规划这一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把握发展主动权、成功应对风险挑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新闻资讯
开班动态
方案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