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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文风，领导干部该如何作为?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强调，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作为领导干部，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改进文风，都应作表率。因为，不管我们服务于何种场景(著文、作报告或批阅文件)，本质上都是向公众传播信息、沟通思想，目的都是让受众感知、认同并有所行动。
如果领导干部带头改进文风，形成一级带一级、层层改文风的良好氛围，那么整个社会的文风也会为之一新。
一
《论语·颜渊篇》中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君子的品行若风，普通人的品行如草，风拂草动，草应风势而倒。可见，领导率先垂范，会影响带动周围的人。
20世纪40年代，有位旅美学者曾举过这样一例：解放军无论出操还是行军，唱得最多的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明白如话，通俗易懂。这让我想起在江西井冈山神山村采访时的经历——不少村民都能清清楚楚说出当年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村民家中写下的标语。如“无产阶级只有分了田，才有饭吃有衣穿”“一切土地归农民”等。虽然当年的房舍都已翻盖过几茬，老一辈人也都相继谢世，但这些简洁有力的标语，穿过百年风云，依旧被一代代传诵下来。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就注重通过好的文风去影响大众，那么，在社会变动加速、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今天，领导干部就更应通过常改常新的文风去引导受众。
文风，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和文字问题，它反映了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更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实际工作和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群众透过领导干部的文风来判断领导的作风乃至党的作风，并在工作和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景行效法。
领导干部有了好的文风，可以较好地展示个人形象，有助于赢得群众、打开局面，进而推动工作。所以，领导干部应当把改进文风提高到事关党的事业兴衰的高度来看待。改进文风，绝不能只视为“以文辅政”，而是“以文连心”;讲话、著文，绝不能只当作“政令下达”，而是与群众真诚地进行思想交流。
二
《墨子后语》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
墨子曰：“虾蟆、蛙黾，日夜恒鸣，口干舌擗，然而不听。今观晨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
意思是：青蛙从早到晚叫个不停，却没人愿意听;晨鸡一鸣，天下振动。因此，话不在多，关键在于合乎时宜。
这段对话启示我们：文章，并不是越长越好，质量取决于内容。深刻的主题、正确的观点、恰当的时机、精准的表达，才是入脑入心的关键。
1947年，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先头部队到达汝河北岸后发现，敌人早已把渡口的船只悉数掠走，而河水深丈余，且水流湍急。此时，前有重兵把守，后有追兵迫近。面对险境，刘伯承的战前动员，只有简捷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要勇，要猛!”
战士们遵令勇猛冲杀，终于冲溃敌阵、强渡成功。短短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
但我们也看到，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文件材料、讲话发言，贪大求长，动辄上万言，让人听得昏昏欲睡，以至于有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还有的习惯于“八股文”的写法，正文前总要来几句格式化、口号式套语，看似高腔亮嗓、面面俱到，实则游离主题、不得要领。
文风冗长，不但群众不爱看，任谁都不会欢迎。明代就有茹太素500字能说清楚的事，因上书万言而挨板子的故事。
那么，改进文风，先从何处着手?
从“短”上做文章。要言不烦，陈言务去。
中国很多文学名篇之所以流传千古，皆因言简意丰。比如，《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短短23个字，将诸葛亮淡泊名利的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陋室铭》仅81字，写陋室蜗居，实展安贫乐道之志。
近年来，光明日报在“短新闻”上做了探索，在头版开设了“我在现场”“中国好手艺”“精心呵护城镇‘微细胞’”等栏目，力求用弥着温情、漾着烟火的可触、可感的身边事去折射天下大义、人间至理。我们的做法是“用小角度讲大道理”，让作品触及读者心中最柔软的部位。
在这些专栏推出前，有人同我交流：“现在已是全媒体时代，短新闻大都刊播在微博和短视频平台上，报纸应该专注于写‘大稿子’。”我这样解释：正是因为报纸容量有限，就更不应该放弃短新闻这个“利器”，恰恰相反，应该比往昔下更大的力气，用“精致凝练”而非“散碎粗糙”的方式创作短新闻，让内容更鲜活，文字更精当，主题更集中，真正起到以小敌大、以一当十的作用。因为文章的影响力，与文章的长短没有必然的关系。
短新闻，如何呈现大效能?这些年，光明日报的同志们摸索出了这样三个原则：
一是冗言务去，做到文章不写半句空。章太炎称赞西汉名将赵充国的奏疏时，用了8个字——“探筹而数，辞无枝叶”。光明日报的短新闻，每篇只有三五百字，紧紧围绕主题，叙述不枝不蔓、逻辑环环相扣、结构精巧严整，力戒“芝麻大的核，西瓜大的壳”。
二是辞约意丰，以小切口彰显大主题。大道至简，愈是深邃的思想，愈要用浅白的话语阐释。短新闻的本质价值，在于其揭示的内涵。为此，我们注重用短新闻展示“好经验”，让各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有益探索，以轻快、简洁、生动的方式在报纸上展示，力求“笔简而意繁、文约而事丰”。
三是文短情长，牵百家情愫，抒人民心声。有句老话叫“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思是文章可短，但意韵要长。短新闻，不是干巴巴的“压缩饼干”，字里行间洋溢着丰富情感，才能激发读者共鸣。光明日报一直强调，短新闻要做出“人情味”，“辄小叩而发大鸣，览寸章而心扉暖”。
三
王衍是西晋时的重臣，史载，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西晋末年，匈奴入侵，金瓯将破，但以王衍为代表的门阀士族仍沉迷于“玄学清谈”，不思御敌安民，于是，西晋很快灭亡。后来史家谓之“清谈误国”。
事实告诉我们，改进文风，“实”是关键。不过，要做到“实”，也最难。
文风“实”，前提是“去形式化”——摒弃“穿靴戴帽”“空话套话”，瞄准“解决问题”，聚焦“实效导向”。
“去形式化”，不只是文字技巧的调整，更是思维方式、工作作风的深层变革。所言，要实，要管用。讲问题，鞭辟入里;谈举措，条条见真章。
现实中，“不实”文风仍屡见不鲜：或通篇概念、口号;或照搬文件、照抄别人讲过的话。这些“不实”文风，实际就是单向度的强制灌输，不仅不可能入脑入心，相反会令人生厌。久而久之，还会引发公众不信任。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每个人既有发声空间，也有足够的信息选择空间，套话、老话，即使音量再响，恐也激不起共鸣。
有独到见解，有干货，能说到人的心坎上，才有人愿意看愿意听，也就是我们新闻行业所说的“内容为王”。
新闻报道，经常涉及一些内容比较宽泛的题材，如地方经济发展、群众生活状况、生态环境保护、农作物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遇到这样的“泛题材”，那些不愿意动脑筋的记者就容易陷入罗列材料的窠臼，车轱辘话说过来倒过去，“弓弦拉得很紧，却始终射不出箭”，受众琢磨半天仍如坠云里雾里。
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光明日报的“周末文化沙龙”曾进行了专门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无论什么题材的文章，如果缺乏文化含量，不讲究辞章文采，文字总是干巴巴的事实描述，就会缺少感染力，它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这就像一个人如果只是整天吃浓缩的“维生素丸”，不吃五谷杂粮，不吃蔬菜鱼肉，就会得贫血症。这样的文章，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易碎品”。
《论语》有言：“质而无文，其行不远。”意思是说，文章内容质朴却没有文采，影响就不会广泛而深远。下一句：“文而无质，其行不久。”意思是说，文章光有文采却没有实在的内容，也不会有持久的价值。因此，在充分叙述新闻事实的基础上，注重文采，适时使用文学表达，能够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
有不少读者这样评价：读光明日报的文章，无论是新闻版还是副刊，都很注重文采。确实，作为一张面向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一直注重记者的文笔。近些年，我们进一步涵养光明文风，引导大家“用好文笔活泛题材”。
经过探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稿件的文化丰富度，直接影响着它的新闻价值。增加新闻的文化含量，可以让读者在阅读资讯的同时也获得美的享受，从而在心底留下更深的烙印。
譬如，在通讯报道方面，我们确立了“五个法则”：以厚重的历史纹理、饱满的新闻含量、精美的散文笔法、独有的事实特质和强烈的现场代入感，提升新闻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引导力。
报纸头版开设的“这些文化遗存现今的模样”“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年末，我们交出这样的答卷”等专栏，主要展示各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图景。这类报道，如果只是展示地方做法，就会把报道写“硬”;只是堆砌华丽辞藻，就会把报道写“空”;只是罗列发展数字，就会把报道写“板”。如何让报道别具一格?我们没有按照常规做法，通过数字对比、政策解读等方式来展现社会进步，而是以散文的笔法、优美的文字，描绘出一幅幅祖国繁荣发展和个人美好生活的隽永画卷，让每篇报道既是新闻佳作，又是散文美文。
科技报道是妥妥的“硬题目”，因其知识量大、专业性强，容易给读者艰涩难懂的感觉。如何让读者对“国之重器”了然于胸?如何让读者记住科技界一个个让人心潮澎湃的精彩瞬间?我们开设了“晒晒咱的国之重器”专栏，突破传统科技成果报道的模式，以“小而美、短实新、通俗接地气”的风格，为一项项“国之重器”画像。我们设定了这样的目标：用活泼生动的问答、通俗接地气的比喻、朴实优美的描摹、妙趣横生的散文式语言，让“国之重器”可触可感。《带着月球“土特产”回家：嫦娥五号》《捕捉最“弱”的光》等篇目，读者反映：“带着我们进行了一次次太空旅行。”
评论文章，容易刻板、容易写“泛”。那么，评论该怎样体现自己的特色?我们认为：不仅要给读者观点上的启发，还要体现文化层面的格调和美学意义的鉴赏，让读者读之有感、思之有理、嚼之有味、品之有情。对此，我们归纳出“光明评论五法”：用受众关心的好主题、上下钩探的大历史、旁征博引的妙哲思、激情昂扬的亮基调、雅致清丽的美文字，润物无声地引导舆论。《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奋斗正当时》《现代化，我们迈出了坚实一步!》等“关铭闻”特稿，《干吧，攒积起所有的力量!》《来，为我们每个人点赞!》《昂扬向上，迎着朝阳》《把日子过得更好》等社论，几乎每篇都会在业界刷屏，不少篇目中的表述，被社会各界奉为“金句”。读者表示，这样的作品既“容易理解”，又蕴藏深刻见解;既“喜闻乐见”，又充满真知灼见。
四
改进文风，还要注意“打假”。
南朝齐梁时期，士大夫沉迷于“宫体诗”创作。文章讲究对仗工整、声律精巧，一味堆砌华丽辞藻，丝毫不触及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譬如，梁武帝时期，水旱交乘，民众饥寒交迫。然士大夫的笔下，始终是岁月静好，万众和乐。
这种文风，说到底，是用华丽形式掩盖内容的空洞。
这种现象至今仍没有完全消失。有的干部，喜欢在语言“美容”上下功夫，行文或作报告，一味用排比的声势代替充实的内容，用华丽的语言堆砌繁冗琐事。更有甚者，观点别人都说过了，为了矫饰，花拳绣腿，绕来绕去，看起来满篇华贵，听起来昂扬铿锵，然嚼起来寡淡无味。
这些其实都是“假”的表现。对于这种现象，清朝文学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有段生动的描述：“就如人家作文，往往窃取陈编，攘为己有，惟恐别人看出，不免又添些自己意思，杂七杂八，强为贯串，以为掩人耳目;那知他这文就如好好一人，浑身锦绣绫罗，头上却戴的是草帽，脚上却穿的是草鞋，所以反觉其丑。”
身着锦绣绫罗，却头戴草帽、脚穿草鞋，不用说，活脱脱怪胎一个。李汝珍之言，何其形象!
改进文风，务必要瞄准“受众的兴奋点”，思考“受众的关心点”，紧扣“受众的需求点”，而非只顾“我想表达什么”。领导干部著文或讲话，本质上是“与群众对话”，若固守“官腔套话”，也就陷入了“自我表达”的误区。
在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史上，一直提倡把文章写“活”写“软”。毛泽东就多次强调，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我们现在有底气、也有必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对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继续沿着中国道路前进的信心和勇气、对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识至为重要。
有感于这样的认识，光明日报近些年改进文风时，注重“用妙故事化硬题目”。要求无论写什么体裁的文章，不管是消息、通讯，还是言论，都要学会讲故事而不是空说教。因为听故事时，人们会支棱着耳朵;而听乏味的说教时，则会昏昏欲睡。
记得上中学时，我偶然获得一本作家段荃法写的《天棚趣话录》，里面讲的全是他在瓜棚里听来的故事。我看得如醉如痴。当时就想，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从业以来，我一直叮咛自己，学会讲故事，不要空说教。
当然，讲群众爱听的故事，并不意味着片面迎合群众，让“三观”跟着“五官”走，而是既服务群众，又引导群众，以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讯、缜密的逻辑、优美的文字，去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我们总结出了写好故事的一些方法：
写出好故事，首先要抓准“故事点”。选定受众关心的话题，是写好一篇新闻的第一步。选取“故事”，需要有一个甄选、提炼的过程。必须坚持求异思维，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这就需要站高位、找差异、辟独径，始终站在时代大局思考问题、提炼主题，折射大变革、大发展中的中国。
写出好故事，要注重逻辑咬合。在采编工作中，我们常常发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记者写文章时不注意逻辑咬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谋篇布局杂乱无章，读者读完一头雾水。如何避免这一现象?我们提倡两个“烂熟于心”：对宏观大势烂熟于心，对手头材料烂熟于心。有了两个“烂熟于心”，也就有了文章结构的“路线图”;有了“路线图”，行文就会更严谨，事实演进也就更符合生活规律，是点带面，还是面带点，是点面穿插还是点面结合，就会游刃有余。
写出好故事，要精于细节刻画。不少读者会有这样的感受：有的文章，时间过了很久，仍会清晰记得其中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又会勾起人们对整个事件的反刍。正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里说人情”。
写出好故事，要善于运用群众语言。我们党历来重视用群众的语言做宣传。学会使用人民群众清新朴实、生动鲜活、具有生活气息的语言，用群众话说群众事，是改进文风的题中之义。群众的语言不仅带有泥土芬芳，往往还浓缩了当地的历史人文信息，运用得当，能迅速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拓展叙述的“纵深”。比如，“说说我家的小康故事”专栏，全部用第一人称讲述这些年身边发生的变化。有读者感叹：“这是一个接地气的专栏，每一个故事都真实可信，串起来，就是一幅百姓奔小康的水墨长卷。”再如，《苏皖两个相邻山村的岁月嬗变》一文，尽管报道的两个山村鸡犬相闻，但由于分属两省，语言有所不同。文中只要牵涉到村民的对话，都用各自的方言。文章见报后，有群众给我们发来信息：“这些话蛮亲切嘞，我们平时就是这样说的。这样写，才觉得说的就是我们。”
五
有人说，行文是思想的衣裳，谈吐是行为的羽翼。谁不希望衣裳得体、羽翼丰满?不过，好文风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调查研究是改进文风的基石。文风的冗长、虚浮、脱离实际，往往源于对现实缺乏深入了解;而鲜活、务实、有生命力的文风，则根植于对客观世界的深刻洞察。调查研究能让作者跳出“闭门造车”，从现实土壤中汲取养分，正所谓“脚底多少泥土、笔端多少温度”。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深入宝库采明珠》《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等一篇篇新闻经典，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光明中国放歌，为推动国家改革进步呐喊，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劲擂鼙鼓。这些文章无一不是苦心孤诣进行调查研究后锻造的新闻佳作。可以说，通过调查研究，光明日报做到了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它所调研的事实、讲述的故事、求索的真理，已经汇成了一部足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皇皇“学术巨著”。
如今，这部“学术巨著”，交到了我们手中，我们没有理由不让调查研究这个优良传统焕发出新的熠熠光彩。
十多年前，我参加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访谈节目时，主持人问我：“能否给记者这个职业下一个定义?”我的回答是：“记者，就是把新闻现场当作战场的战士。”记者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新闻现场，才有用武之地，新闻这个职业才有存在的意义。
基于这个理念，报社编委会提出，每个记者都要将新闻现场当作战场，将“不到现场不写稿”作为铁律。摒弃“坐在上面想点子，跑到下面找例子，关起门来写稿子”的浮躁作风，养成深入调查研究的习惯。让每一位记者都明白：之所以“妙笔生花”，是因为把笔杆子深深地插进了泥土里。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仅提倡采编部门大兴调查研究，也支持行政部门的同志积极投身大调研的行列。我们不仅鼓励总社的同志们深入全国进行调查研究，还提倡记者站进行跨地域跨领域调研，切实做到身居一隅、胸怀全国……
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调查研究之风在光明日报日渐浓郁，记者们走遍通都大邑、遐陬僻壤，写出了一篇篇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作品。我们看到，近些年推出的好作品，无一不是在调查研究中炼就的——
为采写《神山村三日》，调研组住在村里，带着全村花名册，不漏一户采访，只为让报道留住乡野泥土的芬芳、白云掠过的痕迹、山间清风的舒爽。正因为走得“透”，在报道脱贫攻坚带来山乡巨变的同时，还挖掘出无名烈士线索、展开“提灯·为烈士寻亲”活动、推出长篇报告文学《神山星火》，并用《神山星火》的稿费在井冈山麓捐建了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
为采写《苏皖两个相邻山村的岁月嬗变》，我多次带领调研组前往伍员山区。文章刊出后，又带领调研组撰写了报告文学《山这边，山那边》，将稿费悉数捐出，在光明日报社定点帮扶县山西省大宁县罗曲村捐建“光明书屋”。目前，书屋已建成，报社干部职工还自发捐献图书12000余册。
“草原牧区行”大调研，由全体编委会成员领衔，调研团队奔赴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甘肃五大牧区，挺进沙漠瀚海、走向原隰草场……
为了把调研引向深入，我们还在头版头条推出“大调研，我们在行动”专栏，《“破四唯”和“立新标”，如何才能并举》《青春，该以何种方式打开?》《向新向优，向未来!》等篇目，各大网站及《新华文摘》等刊物纷纷转载，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
这些年改进文风探索，让我深深意识到：
改进文风，不仅仅是为了文章意涵的多层次扩散，也不仅仅是谋求传播价值的最大化，它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项立心铸魂的工程，唯有凭借“日拱一卒”的恒心和精雕细琢的韧劲，才能写出更多群众满意的文字，才能留下更多“管用”“解渴”的华章。
(作者为光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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