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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符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最新政治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政治发展一般规律对人类民主理论的创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破解了民主实践的一系列内生或外在的功能性失灵问题，成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思想、制度和实践维度实现了民主的创造性发展，开创出独具中国风格的政治哲学新样态、政治文明新形态，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和世界传播提供了政治保障。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显著标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需要和人类民主政治运行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实践提炼创新的原创性概念。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民主的本质，契合新时代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开辟了人类民主的新形态，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回应了新时代的最新需求
民主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自身是人类社会交往在规模上、标准上、方式上不断发展的产物。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对守序性提出了需求，管理社会的公权力由此而生，而政治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通过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实现的。不同权力主体为了谋取和维护自身利益都有一套对应的制定规则、维护秩序、分配价值的方式，民主就是人类开展政治生活的方式之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证明，在当前生产力条件下民主是最有利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及人类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政治主张，然而，阶级社会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其固有的失衡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持续致力于应对阶级社会中民主政治失效的挑战，不断探索实现真正民主的途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概念是对民主理论的深化，能够确保政治民主实质性地实现。
(一)新时代新阶段需要创新的民主形态
推动民主政治的时代化、民族化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恩格斯曾在《美国工人运动》中针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特殊状况指出，这个党在语言等生活方面必须“彻底美国化”。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之路，从而推进本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上我们也要尊重这个一般性的发展规律。
与中国国情相适应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众多领域呈现的新态势都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人民是民主的主体，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基础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催生了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都使人们的民主需求更加多元化和具体化。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了保障各个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必须保障主体间相互平等的政治地位。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良性发展的根基，我国要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就必须构建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阶层利益、保障公平竞争的民主机制，确保每个群体都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再次，国民素质的提升对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高等教育在国内的普及化发展，当代国人相比过去更具有政治理性和公共精神，更迫切地渴望参与民主政治，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此外，创新民主形式也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社会治理展现出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改变了社会治理的结构和方式，要求民主机制更加灵活、高效，能够迅速响应民意，化解社会矛盾。最后，我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阶段，创新民主形式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持，先进制度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和保障。由此，新时代新发展阶段需要创新民主形式，以满足人民对民主的新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行稳致远。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和创新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发展迈入新阶段。新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新的需求，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新需求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用以评价新时代的民主：“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一套系统的评价理论，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新成果，它立足于我国国情，以“八个能否”为评价标准，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全过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之处和显著特征，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一方面是指在国家政治系统各要素的运行过程中充分汇集人民的想法和智慧，确保人民的呼声得到重视，意愿得到体现，矛盾得到协调，知情、参与和监督的权利得到保障。人民群众在这一创新的民主形式中既是公共问题的发现者和提出者，又是政府执行公共决策的监督者。这样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另一方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制度安排上，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紧密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政治制度上的发展完善为依法治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和保障。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民主理论的转化发展
1916年，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长期发展中，民主已经脱离了某一个固定模式或类型，发展出很多不同的内容，也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必须认识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追求人类民主政治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并没有摒弃过去一切人类民主理论的发展成果，而是在转化吸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成果。
(一)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继承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民立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对比西方政治哲学有多维度的优势。一方面，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局限于抽象的理念与制度设计而忽略实践，只是做到了把人“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有很多内生于市民社会的深层矛盾得不到切实的解决。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超越就在于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明确的阶级立场。建立在对经济基础充分掌握之上的政治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洞见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运作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的根源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哲学长期存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对立，西方近代的政治学家们对“多数人统治”民主大多持反对意见。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曾指出：“即使每一位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一次雅典人大会也仍然会是一堆群氓。”马克思则看到个体与集体是历史地生成并在社会实践中相互塑造的，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解放，既是个体自由的实现，又是社会整体自由的实现，这种辩证的认识巧妙调和了政治领域个体与集体的矛盾。
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地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是对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具体实践展开和制度安排。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本质特征，必须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结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了党的领导是人民权力的根本保障，党的领导的有力度则是依法治国的有效保障。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而人民当家作主是党依法治国的法理性根基所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高度体现着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保障了民主的稳定性、广泛性和真实性，有利于人民解放、平等和自由等价值的实现，同时也使得人民民主具有了突破民主自身困境的全新优势。
(二)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转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社会意识的发展除了具有相对于社会存在的独立性之外，还有基于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前人积累的思想材料的基础上，都一定程度反映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是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其在内容与形式上必须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生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之上，从而在民族性的基础上，以适用性为标准，在中国的民主实践中确保其科学性。“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价值渊源。“民本”一词出自《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除此之外，两千年来仍有许多关于民本的叙述，如荀子主张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唐太宗李世民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民本”思想两千年来随儒家文化、礼制流传不绝，已经深刻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文脉中，脱离了统治者统治策略的范畴，成为一种独立的价值目标，如北宋张载所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将为“生民立命”直接拔高到与“为万世开太平”同等的高度。“以民为本”的工具性和价值性在政治实践中的统一，使其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能够破解西方民主困境的重要价值前提。
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转化并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我们观察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形态的演进变化可以发现，西方古今民主思想尽管在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仍旧有一些基础性的、根源性的设定留存至今。我们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立过程中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陈出新提出了一些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以“人民”概念为例，中国古代的“人民”一词与理性缺失的“民众”等同，但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丰富发展了“人民”概念的内涵，提出“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新提法，在时代性和实践性上对旧的概念进行了更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至上”等思想的时代内涵，给旧词语赋予新含义，激活其时代价值。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摆脱了民主政治发展困境
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民主始终是全球政治领域重点关注的议题。西方国家依靠先发优势，以西方政治学家们构建的一系列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等政治价值理念的话语体系为基础，在政治领域确立了实质性的话语“霸权”。然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先优势逐渐减弱，曾经被经济繁荣所掩盖的一系列西方民主形态的问题日益显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西方民主政治“祛魅”。实际上，随着对民主政治实践经验的深入总结和反思，我们逐渐认识到，作为民主价值的现实载体，民主理论与制度应满足民主实践主体的政治期望，应当具有历史性、具体性、实践性和现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一方面在人类民主理论领域实现了创新，解决了西方民主政治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以民主集中克服民主决策悖论
民主的本义是人民的统治，即由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治理的公共权力。然而，在西方现行的政治体系中，人民群众的决策权遭遇了显著的干扰和限制，导致很多情况下我们难以断言这种体系是否真正实现了“人民统治”的本义。在西方现存的民主政治体系之内，政客们及其背后的利益团体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在世界范围内为票选民主塑造了一种几乎完美无缺的形象，然而这种过分强调“一人一票”的选举机制往往使得那些组织性更强、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利益集团占据优势，可能导致投票结果并未反映国家及大多数国民的真实利益，这种情况下民主的结果显然偏离了其本义。西方民主在公共选择中隐藏着三种矛盾：首先是冲突与共识之间的矛盾。公共选择形成的方式是达成共识，但西方传统上认为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长期来看，党派纷争破坏了社会的和平与政治的稳定，一个民主国家在发生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时，极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对抗和政治冲突。同时，如果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塑造有效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民主政体就无力缓解或解决这种政治冲突，这样国内政治危机就会持续恶化，最终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其次是同意与效能之间的矛盾。西方政治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康德尔赛效应”，即“投票悖论”，指的是在将个人选择转换为集体选择的过程中，通过“多数原则”所遇到的障碍或非传递性。在这种公共选择的陷阱中，可能没有稳定一致的结果，没有一个方案能够获得多数票而通过。第三是代表性与治国能力的冲突。西方民主政治选举出的民意代表往往代表背后的利益集团，这是代表性的体现，但这些民意代表同时站在治国理政的岗位上，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暴露出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代表要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需要具备高超的治国能力。在现实中，西方政治的两党或多党竞争机制导致执政党为获取支持以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更注重短期回报，从而忽视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这种民主决策悖论的克服主要通过民主集中制来实现，基于中国国情和对发展的迫切需求，我们采取了“向心凝聚”的模式来构建国家和政府机构，民主集中制最早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后来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体现在集中和民主相结合、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相结合。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听取人民的声音，凝聚人民的力量来进行革命和建设。邓小平曾指出：“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我们的民主和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相比，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集中，它能够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中资源投入巨大却常常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情况相比，我们每一分民主投入都确保了实际效果。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高效的，是能够顺应民意、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好事、快办事、办成事的民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我们能够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创造了发展与稳定的奇迹。
(二)以协商民主保障真实民主参与
对于“康德尔赛效应”，西方政治学者们也没有停止过对其解决办法的研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用数学工具验证了投票悖论，并提出了阿罗不可能定理。他认为，通常情况下，当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为已知时，不可能通过一定的方法从个人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或者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同时，他给出的解决投票悖论的方法是限制投票偏好，即将多峰偏好改为单峰偏好。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一个解决投票悖论的方法，即价值限制理论，从而把那些不符合价值限制要求的个人偏好排除在外，而这种价值限制要求是某种社会价值判断要求的一种体现，通过这种社会价值判断后的筛选，可以有效减少由于个人偏好过于分散造成的决策失效，从而增加社会选择的规范性。在他的设想下，只需在多种选择中保证全体公认某一项非最佳、次佳或最差，就能够保证总是能导向唯一的公共选择结果。上述两位学者的解决办法都需要对选民的意愿进行诱导和控制，在西方票选民主流程中缺乏选民表达意见、互相沟通的制度安排，选民们往往要被自身权力范畴之外的力量影响、限制，从而被动调整自身的选择偏好，这种时候民主就从实质走向形式，精英政治则成为西方政治形态的实质。实际上精英政治理论在西方一直广为认可，在19世纪西方政治学家密尔眼中，代表多数的民主制是虚假的民主制，真正的民主并不属于多数人，由多数人掌权比少数人掌权虽然较为公正也较少危害，但仍然存在着实行多数专制的危险。在他看来，社会中具有高度智力和优秀品质的人总是少数，而随着选举权不断扩大的民主制，其自然趋向是集体的平庸，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要把社会权力集中到少数有高度智力和优秀品质的人手里。意大利的帕累托则更为激进地将社会整体划分为精英阶级和大众阶级，精英阶级由出类拔萃、能力超群的社会集团中的精英组成，它分为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统治精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在他的理念中民主制国家是由少数精英统治的，不存在人民的统治。与上述二者不同，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主张提升行政管理效率，缩减统治阶层的规模。在他看来，国家治理的权力应当交给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以及科层制体系中的官僚群体，而民众的权力则应限于有序参与。相较于其他理论，韦伯的这一观点更趋近于现代精英民主政治理论。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无论何种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其本质均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统治，捍卫有产者的私人利益。只有在选举执政党的时候，统治阶级的特权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民众的权利才会被作为利益集团代表的候选人所顾及，作为其争取选票的策略。
在西方社会，精英政治实际上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民众仅获得民主的表象而未触及其实质。全过程人民民主若要弥补民主的这一缺陷，必须依赖协商民主这一核心制度。人民群众对民主的真实参与，必须通过协商民主机制来实现。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其民主必然是包容和广泛的，由此广泛性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石，确保了民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我们基于群众史观，站在人民的立场清晰地认识到，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尊重并汲取人民的意见和智慧。当前，任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在构建其政治体制时，都会基于对本国历史的深入分析以及对国家实际情况的精准把握，避免采纳“直接民主”或“非民主”的极端模式。相反，它们倾向于通过“间接民主”的机制来实现民主治理。然而，协商民主引入与否会直接影响民主实践的质量。协商民主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有形式和显著优势，深刻体现了群众史观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悠久的协商民主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种协商民主，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是一种协商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协商制度更是协商民主制度的集大成者。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运行中也存在着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协商性是人大制度运行的鲜明特色。1962年，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讲到：“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我们要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协商民主，以此推动人民民主内涵的不断丰富和人民参与领域的持续扩展。随着人民参与度的提升，人民利益的表达将更趋近于真实，从而使得人民民主实践更加贴近现实。
(三)以民主全过程解决民主失调问题
在当前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失效和失真现象错综复杂，总体呈现出一幅民主政治失灵的图景。西方民主的失灵表现为选举民主失灵和民主纠错机制失灵的同步恶化。在选举民主领域，执政代表逐渐与大众脱节，形成精英阶层，精英政治从实质上取代了民主政治，导致民主失灵。此外，多党竞争制度背离了其反对独裁的初衷。在多党制的背景下，各政党以夺取和干预政权为目标，奉行“选票至上”的原则，不惜承诺各种“口头福利支票”和极端政治主张来吸引选民。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冲突常常导致“为了反对而反对”的现象，实际上成为滋生服务于竞选而背离民众意愿的“独裁”的温床。同时，随着党政竞争的加剧和极端化，政治逐渐出现断裂。国家政治格局中的各个利益团体不断加剧的对抗，使得国家根本和长远的利益难以保障，执政者在政策制定上趋向短视化发展。而在民主政治自我纠错机制领域，异化现象更为严重。西式民主传统的制度化纠错机制包括媒体监督、竞争制约、司法规约等等。然而，在西方民主的实践中，新闻媒体作为利益集团的喉舌，不断向公众输出带有政治倾向的主观内容，其捍卫民主的能力和价值大打折扣。司法审查功能的异化表现在司法独立性的丧失，法官、律师等司法职业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大，司法领域中的党派政治背景成为司法判决的重要参考，司法的相对独立性被破坏，沦为政治的附庸，失去了纠错能力。政党政治运行的异化与人民群众理性政治参与的丧失是一致的。在政党的推动下，个人主义、娱乐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逐渐捆绑了人民群众，使他们丧失了公共精神和理性判断。在政治冷漠的大环境下，民粹的狂热使得民主选举变成了政客和政党之间的政治游戏。只考虑利益的政党和失去公共理性的人民群体显然都失去了对西方民主困境进行反思和纠错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就是我们应对民主失灵风险的高度政治智慧的体现。全链条人民民主意味着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紧密结合、相互关联，在民主的全部过程中都有人民群众的参与，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全链条的人民民主之下，人民群众能够感受到政治生活与自身生产生活的关联，才能有充分的热情、理性和公共精神主动积极投入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而“全方位”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彰显，体现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全部活动之中，除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必须保密的领域外没有人民群众不能关注和参与的领域，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求是全方位的，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必须是全方位的。全覆盖的人民民主保障了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没有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特殊群体，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和公检法等司法机关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这就保障了我们的上述功能机构不会有被政治权力、价值捆绑而背离人民群众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风险。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启了人类民主崭新篇章
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首次将“现实的人”而非任何“人对他者的依附”关系中的人的行为置于民主制度设计的核心之中。这进一步标志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内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等政治价值的实现程度迈上新台阶。更宏观地说，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创新形态，已经成为决定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走向、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提供重要政治基础和保障的关键力量。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思想、制度和实践层面实现了对旧民主政治形态的超越，突破了西方政治哲学旧范式，塑造了人类民主的新特征，进而为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西方政治哲学旧范式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是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结合马克思本身的论述和列宁的思想，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单独划分出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就形成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六阶段时代演进序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这六个社会阶段可以看到，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形态的不断发展，占据社会主流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和西方经济社会交往繁荣的条件下诞生的，“经济和宗教的变化开始使不同的人脱离传统的权利路线，形成了‘无主之人’的群体——他们没有需要服从的特定的个体”。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西方政治哲学实现了由“神的领域”向“人的领域”的重要转向。启蒙学者们把关注点投向了人本身，从社会公理和经验出发探寻人类社会的真实基础，其中霍布斯、洛克在自身的政治哲学中提到的自然状态、自由、平等、权利都关乎人自身的存在状态。为了防止竞争、猜疑和追逐荣誉使人类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人类必须共同向社会让渡权力达成社会契约从而进入社会状态，这成为西方近代政治文明形态的建构基础。作为现代政治学家，罗尔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西方政治哲学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一种“程序正义”的思想，“在纯粹程序正义中，不存在判定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而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实际上，在他的程序正义论中有一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设定，诸如人民先天理解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了解政治、经济、心理学，人民先天具有投票权、竞选权、自由言论权、自由迁徙权。然而，事实上西方政治实践并没有完全尊重他所提出的诸权利的自由，他所提出的程序正义在思想领域起到了维护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作用，但在实践层面，被西方的政客和政党这些政治活动主体给扭曲和解构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没有超越其文明形态自身的限度，也无法对西方政治实践真正发挥推动作用，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变革，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失灵和崩溃就成为必然。
人本逻辑是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范式超越的重要线索，所谓人本逻辑，就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进行理论思考的逻辑。基于此逻辑去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六个阶段可以发现，过去几千年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一场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达到一个“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阶段。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性导致西方在“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停滞不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却天然具备了突破这一局限的潜力。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运行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出了构建新政治哲学的人本逻辑起点。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公、德、仁、和”等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价值导向，为我们提供了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不同的视角和思考方式。我们在吸收西方民主的基本价值、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人本逻辑、融合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精华、融入新时代的实践经验后开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必将超越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范式。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塑造人类民主政治新特征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性贡献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诞生的一种符合客观规律的富有生命力的民主政治形态。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理念进步发展的最新成果。政治文明的历史演进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第二，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第三，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第四，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民主政治新形态完全符合以上几个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尊重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权利，在通过民主广泛凝聚人民群众共识的同时，以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填补完善制度空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开创了人类民主政治的崭新形态。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实践的开展完全符合以上人类政治文明建设水平评价的几个特征，同时也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全过程”的人民参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显著的特征和最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能够充分汇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国家发展建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坚持和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能够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依法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充分重视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潜在的巨大政治能量，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智慧和磅礴力量，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上这些特征都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国家和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提供了重要保障。未来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乃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也要充分依靠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主人翁精神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着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以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整体性、运行上的协同性、人民参与上的广泛性和持续性”，确保了民主政治的真实性。完整的人民参与也会使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渐融入人民日常生活，成为人民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让人民群众在“日学而不察，日用而不觉”中适应自身的民主责任，形成强烈的政治认同。这一过程还有益于人民公共精神和政治理性的培养，有益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明成果，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追求五大文明协调进步、世界人民友好交往，将中华文明提升到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对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政治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性、系统性工程，它的实现离不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任何一个方面，而五个方面建设也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政治建设的发展会促进其他几大领域的建设发展，反之则会制约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充分保障了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有效调节了国家政治关系，在民主扩大和普及的过程中促进了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
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引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持续推动西方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全球扩张，试图以其为标准塑造全球政治格局。这与根植于西方宗教的“救世”情结和广泛传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有关，在二者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忽视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多样性，他们尊重多元文化的宣传与推行一元文化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外国学者指出：“西方的民主愿景是垄断的，不符合当前的全球形势。”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民主、平等、和谐等价值体现了多元共治、包容共享的理念，向世界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进性和包容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仁政”等独具民族文化特征的观念也逐渐走向世界。
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了实践路径。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面对的风险与挑战，既有个性问题，又有共性问题。当世界其他民主国家陷入民主危机时，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全新样态，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民主制度的可行性与有效性。随着国际舞台上历史性的权力转移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不断增强，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强，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会进一步提升，人类文明新形态会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作者分别系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政治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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