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时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这是本次会议的点睛之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建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按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两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两百年”找回来,决定了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因此,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要走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周期性叠加结构性。周期性体现在房地产周期的结束。房地产链条产值占中国GDP比重不小,其周期结束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和物价走低。结构性体现在经济发展方式的单一,即投资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几乎一成不变。造成这种现象,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
主观方面表现为习近平总书记批评的“唯GDP论英雄”思想根深蒂固。早在2004年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篇短论《要看GDP,但不能唯GDP》。文中写道,“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经济社会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绩;立竿见影的发展是政绩,打基础作铺垫也是政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政绩,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政绩。”一个月后,《既要GDP,又要绿色GDP》一文又写道,“不能光追求速度,而应该追求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考核领导干部,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简单以GDP论英雄的直接后果是地方债务激增。只要能把GDP堆上去,不计后果借债投资,结果是地方债务风险积聚、投资效益低下、腐败土壤无法彻底根除。同时,行业内卷加剧,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引来贸易摩擦频仍。
客观因素是外部环境十余年来愈益复杂严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1990—2008年,我们称之为超级全球化时期——贸易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增长1%以上。仅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发达经济体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总投入份额就增长了近两倍。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扩张戛然而止,直到2011年出现逆转,总体贸易增长自此陷入停滞。对这一变化的解释可能相对简单,但也存在相当的合理性:全球金融危机是一系列负面冲击中的第一个;2012年,欧元区面临主权债务危机;2016年,英国投票脱欧;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了针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税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贸易几乎停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震荡;2024年,特朗普第二次当选,贸易战持续。在2025年6月份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发言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强调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严峻,新的动荡变革期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亟须结合国情以提振内需、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的,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建设为重大切入,当是最优抉择。
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其鲜明特点就是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资源集聚优势所带来的规模优势,特别是公共服务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其成本要比人口分散的农村更易实现均等化,有利于民生的进一步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但随之而来的粗犷型缺点暴露无遗。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是自然的历史进程,如果顺势而为、妥善引导,会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得不好,则会带来诸多矛盾和问题,患上“城市病”,影响现代化进程。
本次会议部署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即“七个着力”: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可以说极具现实针对性和历史针对性。深入推进此七大任务具有长期性,要有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以现代化城市建设为切入口,挖掘新时代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的增长点,对于不断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意义重大。
以“五个转变”为抓手,走中国式城市化新路
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会议提出的“五个转变”,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的路径和方向。
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的核心是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推进城镇化要回归到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这个本源上来,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这既可以增加和稳定劳动供给,减轻人工成本上涨压力,又可以扩大房地产等消费。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之策。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既面临巨大机遇,更面临诸多难题。尤其是要看到,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市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老路子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这就要求我们在城市发展方式上,走一条集约型发展道路,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比如,要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资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能力等。
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不能再单纯依赖传统产业规模扩张或大规模投资驱动。特别是,城市的发展动力来自劳动者,而不只是简单的资金投入;城市发展结构的标志性特色来自百业千行的产业布局,而不仅仅是摩天大厦。城市是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是各种城市功能集聚的平台。城市人口是由各类不同职业的人口构成的。如果一个城市只要高素质人才,不要普通劳动者;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城市社会结构就会失衡,有些城市功能就无法有效发挥,甚至导致城市无法正常运行。要避免城市发展同质化。不可否认,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城市发展陷入了“同质化”的泥潭。比如,定位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会展之都”“休闲之都”“美食之都”的城市比比皆是,将服务外包、总部经济、人工智能等作为支柱产业的城市也是不胜枚举。还有,城市风格雷同,城市特色和城市记忆消失。要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不能千城一面、万楼一貌。
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城市工作的重心必须从侧重建设向建设与治理并重转变,并显著加大对治理能力建设的投入。改变过去往往由政府单一主导的城市建设模式和大多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城市治理模式,应搭建多元参与平台,鼓励市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以制度、程序、法律等形式保障和落实人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推动人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通过市民议事、听证会、网络问政等方式,在城市规划、项目审批等关键环节充分倾听民声和吸纳民意,增强民主参与,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城市工作要树立系统思维,从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入手,对事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周密部署、系统推进。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规划层面,要确保城市总体规划的战略性、引领性和约束性,加强其与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生态环保规划等各专项规划之间的有效衔接与协同。建设过程中,要统筹协调不同领域、不同时序的工程项目,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管理方面,要着力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机制,打破信息壁垒和行政分割,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共同破解城市发展难题。
【作者为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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