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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公务接待是确保公务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若超标超量接待，就会造成奢靡浪费，加重基层负担。
前不久有媒体深入基层调查，发现各地公务接待负担之重，远超人们想像。比如西部某县2023年公务接待为270余次，而西部某个乡镇2022年的公务接待达540余次。
繁重的公务接待负担，也使得“白加黑”“五加二”成为基层干部的“标配”，甚至有干部自嘲，“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了胃下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务接待逐渐标准化、制度化，但“吃公函”“吃食堂”“吃老板”“吃下级”等隐形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要切实为基层减负，解开公务接待这个“紧箍”，不妨从这几个方面为基层干部“松绑”。
明确接待的主体
减轻公务接待负担，很重要一点就是明确主体，不随意扩大接待人员范围。以陪餐为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有明确规定：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超过10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
但现实中，接待讲“排场”、好“面子”的现象屡禁不止。比如，2020年云南师宗县工信局公务接待7人，陪餐人员12人;2023年中纪委网站公布的一起超标准接待问题显示，湖北黄冈市某次公务接待了9人，陪餐人员高达17人。
一些领导干部认为，不多找几个人陪就是对对方的不重视、不尊重，有违“待客之道”。但“人海战术”很多时候并不能奏效，还会荒废为民服务的主业，增加基层干部负担，让他们下班后不得不继续工作。
去掉流程的“臃肿”
电视剧《县委大院》中，省农业厅郭厅长带着专项资金到基层考察。为拿到资金，九原县长曹立新把流程把控得死死的——提前绿化道路，让厅长眼前一亮;安排座谈，借乡亲们之口说出厅长老婆的亲属被县里照顾得很好;甚至提前打探到厅长的爱好，给其准备酒店房间来看球赛。
现实生活中，如此接待不在少数。一些地方在公务接待中大肆增加“繁文缛节”，比如，根据领导口味确定菜单，精心布置会场，甚至连10分钟的茶歇也要准备精致的糕点水果，让领导与嘉宾尽享仪式感带来的情绪价值。
其实，不论是迎接检查还是调研，公务接待都应该“去虚留实”，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检查和调研的主题上;而不是增加不必要流程，让公务接待变味走调，变成“走走逛逛拍拍照，吃吃喝喝送送礼”的基层秀，徒增负担。
拧紧花钱的“阀门”
基层公务接待中，最惹人眼的就是接待标准。一些领导干部认为，领导来了，如果不超出标准上点好酒好菜，就得不到上级领导的“青睐”，就无法在资金拨付、项目落地、职务晋升等方面获得“照顾”。
这一错误思想，导致具体办事的基层干部扛下了所有。他们绞尽脑汁，既要让人吃好，又要符合规定，还要不超标准。于是，预算的阀门被打开，要么把费用拆开报销，要么东挪西借，一系列游走在违规边缘的操作，让他们心力交瘁。
对此，相关部门要加大事前事后监察力度。像湖北宜昌，就组建起了一支包含财政、税务、审计、市场监管等专业人士的党风政风监督人才库，这些专业人才轻而易举就查出了“孪生发票”、虚假凭证等公务接待中的问题，起到了震慑效果。
拒绝任务的“转移”
如今，公务接待正逐渐形成一种新的隐性趋势，即任务向下转移。比如一些地方或部门虽然账上没钱，却可以通过把手中的权力“变现”，让下级单位、行业协会或市场主体来“接盘”接待。
今年1月，湖南湘阴县委原书记李镇江，就在名为招商引资的公务接待中变现权力，在宴请2名省管干部后，安排私营企业主买单。
除了转嫁费用，一些地方还通过征用下级单位车辆，随意调用下级单位人员，占用企业场地、设备等方式，把原本该自身承担的接待任务，无限转嫁给乡镇、村社甚至是企业，给基层增加负担。
消除评价的“焦虑”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之所以接待时大张旗鼓，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来自评价焦虑。也就是说，上级部门下来检查、调研，手中或掌握着评价大权，或掌握着项目资金，很多时候大搞迎来送往，只是想得到上级部门的好评或者资金项目支持。
对此，除了要在“软作风”上持续加强，不断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也要加快补齐“硬制度”。比如，调研检查材料是否也应该发给被调研单位，让其知晓存在哪些不足;调研检查后若作出项目变更，是否应多方听取意见;对于调研检查内容不实的，被调研单位是否有第三方监督下的申诉渠道。
基层公务接待之困看似难点很多，属于无解，比如尽地主之谊的传统观念问题，攀关系以求晋升的思想认识问题，吃空函做假账的审核把关问题。
但只要敢于从制度入手，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避免将接待质量与工作绩效挂钩，就能很大程度解决基层焦虑。只要敢于实行“双查”制度——按时在公务接待后，对接待单位和派出单位做一次同步“体检”，很多隐患就能及时消除。
基层是干事创业的天地，是服务老百姓与企业的舞台，不能让“接待难、难接待”成为基层干部心中挥之不去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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