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于现实、精于文本、善于表达——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超越“西方中心论”

点击数：319　时间：2026-05-18　作者：重庆工商大学

要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出新的知识，呈现一个多元化的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世界图景。虽然它强调的是中国的，但超越了对于中国一个国家的意义，具有世界意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遵循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兼收并蓄运用各种理论资源，聚焦基本理论问题提炼原创性概念、打造新经典作品，整体上应该做到“敏于现实、精于文本、善于表达”，即对中国

　　[摘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超越的“西方中心论”，已经不仅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基于西方国家的制度、文化、文明展开叙事的理论，而且是经过长期影响已经深入我国部分社会大众头脑中的“固有”观念。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出新的知识，呈现一个多元化的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世界图景。虽然它强调的是中国的，但超越了对于中国一个国家的意义，具有世界意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遵循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兼收并蓄运用各种理论资源，聚焦基本理论问题提炼原创性概念、打造新经典作品，整体上应该做到“敏于现实、精于文本、善于表达”，即对中国社会现实与人类社会现实是敏感的、敏锐的，对古今中外的经典文献是精通的、融会贯通的，采用的讲述方式是贴近生活的、生动走心的。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时代问题之所以能提出，这一时代任务之所以能完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进展密切相关。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一个落后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国家是不可能构建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没有丰厚的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的国家也是不可能构建出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今中国已经具备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哲学社会科学基础，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功构建，还需要一批以学术为志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瞄准奋斗目标、洞察学术走向、掌握科学方法、付出艰辛努力。为此，我们应该深入思考新时代为什么一定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其针对的问题和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新时代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什么样的学术，应该做什么样的学问?

　　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有何深意、所求为何?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有的放矢，搞明白弄清楚要解决的问题，明确要追求的目标。超越“西方中心论”无疑应该作为直接目标。毋庸讳言，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走在前列，在现代思想理论、知识体系建构上也走在前列。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界对国家、政府、市场、私有财产、社会契约、市场经济等现代社会的现象提供了具有一定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围绕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正义等在现代社会被广泛认同的范畴形成了众多理论成果。在西方资本全球扩展的过程中，这套理论叙事被成功推广到世界大多数国家，从而在整个世界思想史上确立了西方知识体系的主导地位。

　　相反，中华民族从辉煌到苦难的独特历史境遇，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寻求救国图强以及追赶之道，不得不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包括思想、理论、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来自欧美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长期以来成为中国学人阅读、研究、推崇的对象。结果是，在中国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具有自主性的中国传统思想、理论、知识发挥的作用逐渐式微，来自西方的理论则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顾名思义，“西方中心论”就是以西方国家的制度、文化、文明为中心的理论。正是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它传入中国。以今天的眼光看，看似中立地站在人类立场上言说的这套理论、知识、话语，刻意制造“西方”与“非西方”的区分，并将其转化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对立，成为确认西方制度合法性、正当性并用以评价甚至干涉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虽然今天很少有人再去盲目认同或推崇某个西方学者的理论，也很少有人再用某个西方学者的理论分析评判中国的制度、实践，但不得不说其影响还是存在的，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观点还被不明就里的人奉为至理名言。比如认为只有“小政府、大社会”才可能是自由民主国家;只有通过竞选执政的政党才是现代政党，这样的政党制度才是现代政党制度;只有完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等等。就此而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超越的“西方中心论”，已经不仅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基于西方国家的制度、文化、文明展开叙事的理论，而且是经过长期影响已经深入我国部分社会大众头脑中的“固有”观念。

　　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在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理论中，一直宣称政治权力是“必要的恶”，政府应该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不应该介入市场、过度干预社会。一旦国家权力显示出强大力量，政府在市场领域、社会事务上积极介入，就可能会被认为是政治权力扩张或溢出的表现，有走向集权、专制、暴政的风险，有侵犯个体自由和社会公平的危险。这背后有一套理论逻辑，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方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了对抗君主专制、特权与等级制度，自由主义强调赋予所有人平等的自由权，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等同为自由权，似乎赋予了自由权就给了人自由。从每个人的自由权出发建构理论，最容易针对的对象就是政治权力，在其理论预设中政治权力随时可能会侵犯个人权利。政府被定性为“必要的恶”，本身是恶的但又因为必要而必须存在。因此政府必须是“小政府、弱政府”或有限政府，必须通过民主、法治、分权来制衡。在这种理论逻辑里，政治权力实际上被视作专制力量，民主、法治则是为了把权力给“治住”甚至“治死”。还要看到，在给权力进行“恶”的定性的同时，却给资本和市场进行了“善”的设定。流动的权力背后是稳固的资本统治，“资本的人格化”天然地被认为可以治理好国家，从而给了资本操控政治、主宰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结果是，政治权力的所有者可以变，但背后的资本主导是保持不变的。这种逻辑实质上是：靠牺牲政治权力形象，靠允许每个人批判、嘲弄甚至羞辱“权力的人格化”，以保全背后的资本的形象。

　　就是这套理论，因为以保障个人自由权为基础进行建构，很容易受到民众的认同，也很容易成为批判中国制度的工具。按照这套逻辑，就很难理解中国的制度实践，因为中国有执政党的强有力的领导，有积极有为的政府在发挥作用，强调通过党的全面领导来推动各领域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中国制度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其优越性，但按照自由主义的这套理论，就可能得出中国制度“有问题”的结论，甚至还能给中国扣上“不自由不民主”的帽子。如果我们没有一套自主的知识体系，只是按照西方的理论来进行评判，中国再好的制度、再大的成功，都可能被否定掉。

　　就此而言，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这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制度的问题，关系到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关系到解决“挨骂”包括“自骂”的问题。人们都是依据某种理论来评价一个国家的制度的，如果我们所依据的知识体系来自其他国家，是根据其他国家的制度所建构的知识体系，那就只有“挨骂”的份。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而是因为评价标准的制定权在别的国家手里，甚至在本来对中国就有一定敌意的国家手里。习近平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就像在世界市场上产品好坏的评价标准很重要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制度好坏的评价标准也很重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制度评价标准的争夺，意味着我们应该基于中国的制度、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实践来构建知识体系，将制度评价的标准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反对“西方中心论”，不是主张“中国中心论”，而是为了进一步丰富人类世界的知识，为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发展进程提供一套不同的知识体系，为其他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把中国的发展放在西方历史中来看，以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实际上就会导致以西方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实践与中国的理论进展。这样的研究，要么证明中国与西方一样，要么证明中国还没有达到或已经超越了西方，本意是为了向世界主张中国的地位，向世界说明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却不自觉地陷入了以西方为标准的评价窠臼之中。这一点可以让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学者保持警醒，防止陷入这样的逻辑：先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界定何谓现代化，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说成都应该如此，然后再说中国的现代化不一样。从何谓现代化开始，就应该融合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同样应该作为界定现代化理论的支撑。

　　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的世界，不能让“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叙事遮蔽多元化的世界本身。中国需要向世界贡献的知识，不能是由西方国家书写的知识，不能是按照西方理论模板讲述中国故事的知识，而应该是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彰显中国风格的知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不能只按照一种理论模板或知识范式来书写。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出新的知识，呈现一个多元化的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世界图景。这一知识体系的构建因此蕴含着当今世界理论、知识的丰富发展，蕴含着要提供可以为世界各国借鉴的更为多元多样的知识。就此而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虽然强调的是中国的，但超越了对于中国一个国家的意义，具有世界意义。我们也应该相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会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追求现代化的其他国家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遵循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国大地，面向中国社会现实，遵循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好，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也好，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也好，都应该是为了找到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资源，形成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判断、新成果。但我们会发现，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内的各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存在着“文本第一、理论第一”的研究进路，比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研究对象，重复性地叙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观点，习惯于三段论式的思维逻辑：一部分讲经典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一部分梳理主要内容和重要段落，一部分则是写作经典著作的当代价值或时代意义。再比如“A的B思想研究”“A的C思想研究”样式的选题，停留在对经典作家或者中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进行述介评论上，把讲清楚一个思想家或学者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意思作为选题，指出其论证或结论是对还是错、问题在哪里。

　　这种研究进路，对于学习者学习经典、掌握理论是有价值的。只是，当我们去介绍一篇文献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当代价值的时候，当我们要讲清楚经典文献中的一个观点、一个段落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的时候，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写作者本人不具有主体性或者主体性不够。这实际上是把经典作家或思想家的文献作为外在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客体，没有将它们重点作为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的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来研究。如果学术研究只停留在讲明白、说清楚经典作家的原意是什么，如果不是以回应时代、答疑解惑以及引领未来为目标，这样的研究从立意上来看就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差距。毕竟，以介绍、梳理、普及、评论为主的学术研究很难打造出自主知识体系。

　　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本身先要有主体性，应坚持“时代第一、实践第一”，应该从自己所在的时代出发提出问题，在回应当今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和社会成员观念困惑的基础上写作，让文本研究、理论研究服务于回应现实问题，在回应现实问题中实现理论的创新突破。比如，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性别问题，可以研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这种研究不是要还原恩格斯究竟说了什么，而是先提出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女性在今天处于何种地位、为什么会处于这种地位、未来的性别关系应该如何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等，在此基础上设定议题、建构框架，有机融入恩格斯的论述对问题进行分析。又如，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问题，进一步丰富文化理论，可以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可以先提出何谓文化、文化何为，如何看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如何思考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走向等问题，在这样自我追问的基础上，借鉴毛泽东分析文化问题的思路和观点进行回应。这样的研究是以自我追问开始的，是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贯穿的，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结束的，中间设定议题、建构框架“邀请”经典作家给我们以启发，并对其论断进行深刻理解、再阐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中具有足够的主体性。问题是这个时代的，议题是自己设定的，框架是自己建构的，最为重要的是留下了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不钻研文本，不是不研究思想家的理论。要超越“西方中心论”，也不是说不能借鉴吸收西方思想家、西方学者的著作、理论。没有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认真分析和研判，我们注定无法构建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先要学会吸收借鉴，才能实现真正超越，如果都不知道对方讲了什么，都不知道对手强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只会让自己盲目无知，甚至达不到对方的水平。习近平强调，“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应看到目前存在一种现象，一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不能谈西方理论，甚至都不能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确实要反对“唯西是从”的观点，不能盲目推崇，自认学徒，一讲某个方面的理论就把西方思想家、学者的话作为至理名言。但也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一概拒斥，完全无视，盲目批判。对西方的理论，该借鉴的还是要借鉴，该批判的不仅要批判，还要提出替代性方案，要在对话中超越。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并非与西方理论截然对立或完全割裂，它正是在批判吸收西方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都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并且也不否认自由主义理论在近代以来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只是他们要在人类社会已经取得进步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人类解放事业，因此看到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法哲学与国民经济学等存在的问题，实现了理论上的超越。这种超越不是完全否定，而是顺应历史趋势的发展。比如，马克思提出要从政治哲学、法哲学走向政治经济学，这本身就说明他要在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法哲学已经完成政治、法律理论建构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领域看到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找到通往人类解放、大多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进路。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兼收并蓄了西方国家的多种理论，即使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的某些哲学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也不是没有研究价值，我们该研究的还得研究、该借鉴的还得借鉴。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要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学说、理论、知识进行借鉴与吸收。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说，坚持“第二个结合”，本身就蕴含着要挖掘这些学派、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做到古为今用、为我所用。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是面向某个方面的理论做研究，而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当然需要借鉴多元多样的理论资源。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处理好不同的理论资源的关系。比如，我们要构建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论，就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正义论与中国传统正义理论、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以及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正义理论之间的关系。这种面向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论，其分析框架、基本方法、基本原则来自马克思主义，一些具体观点可以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正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义资源。不能认为只有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者讲正义论，不能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正义论，要看到中国传统正义理论的独特价值，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的正义元素，比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先义后利;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等等。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面向完整的中国社会现实，就要运用各种理论资源。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设置是相对独立的，各学科之间很难对话交流，研究成果很难跨越学科“出圈”，对社会大众的影响有限。仅从某个学科的视角看中国、面向中国社会现实，可能会导致片面地看中国，这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来说是不利的。还要看到，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都在追求本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自觉，如果我们的各哲学社会科学所用的教材还是西方翻译过来的，所接受的理论范畴还是来自西方的，那我们构建不出自主知识体系。但即使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功，摆脱了西方理论的主导性地位，也不必然构建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因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向的是学科，需要的是各个学科自己的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指向的则是综合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需要跨学科的思维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果一定是跨学科的，只有打通“马中西”(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才会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最终成功。

　　三、聚焦基本理论问题提炼原创性概念、打造新经典作品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遵循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就必然要关注中国重大现实问题，比如扶贫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反腐败问题。但如果不关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关注的问题，或者关注了其他国家关注的问题但只是落脚于提出几条对策建议，或者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只讲中国的事，也不能实现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理论建构，只有围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法治、权力、人权等，文明、文化、现代化等，战争、和平、安全、发展、治理、共同体等，并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理论构建，才能实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此而言，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聚焦基本理论问题去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应致力于推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案例、故事可以是中国的，但在研究立意上应该力求对基本理论的拓展。可以说，只有拥有了对基本理论问题的解释权，围绕基本理论问题有了众多重大理论成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在国际社会中真正立得住。

　　围绕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知识体系建构，应进一步增强原创性概念意识，打造出能够走向国际社会的、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属于中国的原创性概念。近代以来世界知名的西方学者之所以产生世界影响力，往往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具有标识性的概念。提起某个学者往往都会让人想到其所提出的概念，比如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已经对西方学者的作品进行了长期研究，对国外学者这种理论研究的套路已经十分熟悉，现在完全可以基于已经变化的世界形势、有独特性的中国社会实际，提出符合这个时代的原创性概念，围绕自己提出的原创性概念进行学术创作，提升中国学者的理论话语权。

　　当下尤其需要加强的是对世界各个国家民众普遍关心的民主、自由、正义等最基本问题的研究。不能否认，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在这些问题上的原创性研究还是薄弱的，在批判西方民主、自由、正义理论的抽象性、虚伪性之后，没能很好地讲清楚我们自己的理论主张是什么，在民主、自由、正义理论系统构建方面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有学者担心讲自由会陷入自由主义中，会导致过度强调个体的极端利己主义，把面向中国制度、中国社会现实的民主和自由的理论研究看作敏感话题，对此讳莫如深。比如，在自由理论方面，我们整体上还是在进行纯学理分析，沉浸于文本述介或评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其他思想家的自由理论的挖掘当然很重要，但是基于中国制度和社会现实进行理论建构更加重要。

　　当前应该鼓励学者投入基本理论研究，尤其是投入面向中国制度、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民主、自由、正义理论的系统构建，助力建构基于中国制度的原创性的中国式民主、自由、正义理论。比如，可以考虑超越西方国家的“赋权型自由”理论，提出“权能型自由”范畴，即不仅强调赋予社会成员自由的权利，还强调赋予其自由的能力和实力，保障其自由的物质基础以及身体健康和生命前提。中国的扶贫想方设法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不仅提供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还从根本上解决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难题，这本身就是“权能型自由”的表现。

　　也可以据此推进权力理论的原创性研究。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是，没有给政府做“必要的恶”的定性，而是隐含着政治权力可塑性的预设。只要政府是好的、权力是为公众谋利益的，只要政治权力是在发挥积极的作用，推进社会进步，就是正当且可以被接受的。我们不能陷入“看到政治权力发挥主导作用就不自由民主”的这套逻辑里面去，不能一味地跟随西方去强调约束权力、限制政府，不能弱化政治权力而将实现大多数人自由发展的任务完全交给市场和资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抓住的着重点是“公权力塑造”，防止权力私用、滥用，追求民主和法治不是一味地要把权力规制住，而是为了让权力更好发挥作用，发挥强有力的、正确的主导作用。

　　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仅凭个别或少数几个学科的学者提出原创性概念，便希冀其逐步赢得国内认同并进而影响世界，这种设想显然过于理想化。就此而言，学界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来加速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面对中国社会现实并且力求引领未来发展时提出了众多的原创性概念，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主体性、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围绕这些概念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当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切实可行的进路。关键在于，我们要善于将带有实践方案性质的论题转变为学理性问题进行理论建构。比如，习近平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概念，对中国式民主作出了深刻阐述，回答了何谓民主、何谓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是用来干什么的、如何实现民主、走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评价是否民主的标准应该是什么、谁来评价民主、如何理解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等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核心概念，系统建构中国式民主理论的框架，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理论的研究，将中国式民主理论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又如，习近平明确提出，“我们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我们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说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新型的文明观，我们可以围绕着“文明交流互鉴论”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明理论推广到世界舞台。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阅读经典、研究文献，而是写出经典、生成文献。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功构建，一定要体现为具有中国气派、时代气息的理论成果落地，有值得其他国家的人以及之后时代的人研究的新经典作品问世。西方民主、自由、正义理论话语之所以具有国际影响力，与其经过几代人、几百年积累，出版大量的具有原创性的相关学术著作，产生了大量理论成果是分不开的。“西方中心论”之所以在很多国家影响深远，正是因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国家有一系列翻译到世界各个国家的有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比如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密尔的《论自由》等。我们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得有这样的作品。没有这样的作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就只能是振奋人心的口号，就只能是不断被反复提出的要求。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提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虽然这是针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目标，但也可以用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中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以打造这样的作品为目标，应该以写出新经典作品为努力方向，当然这也是把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学术追求的难点之所在。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样的作品才可能成为经典作品?受限于不同学科的特点，我们无法完整描述这样的作品，但至少可以总结出这样的作品应该有哪些特征。新经典作品关注的选题应该是人类社会一直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权力、政府、资本、劳动、治理、改革等;应该是基于中国制度、中国实践所写的，虽然讲的是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立足的则应该是中国特殊的实践;应该有引起热议且受到认同的原创性概念，有对当今时代现实的理论回应，甚至有对人类社会走向的重大论断;是不能被固定化为哪个学科的作品，应该是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作品，是对众多学科有影响力的作品;应该有浓厚的时代气息、鲜活生动的话语表达，没有过高的阅读门槛，是“初读不觉深、再读不觉浅”的作品，是能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认同的、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作品。

　　总体而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整体上应该做到“敏于现实、精于文本、善于表达”，即对中国社会现实与人类社会现实是敏感的、敏锐的，对古今中外的经典文献是精通的、融会贯通的，采用的讲述方式是贴近生活的、生动走心的。这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更高要求，无疑是不容易实现的目标。正是因为理想远大、不易实现，所以更值得学者终生追求。但凡真正做学问者，应该有这种志向。干事越艰辛，成事越欣喜。选择做学问助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条路，必然充满艰辛，但也会因此收获不一样的欣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