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历史自觉、本质特征与活力源泉

点击数：1056　时间：2026-04-08　作者：重庆工商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明确擘画，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领域从被动到主动的实践历程以及构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文化基础，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性、革命性、科学性与包容性的有

　　摘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源于文化主体性，而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中国大地，通过“两个结合”的伟大实践构建起来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我觉醒，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初步探索，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明确擘画，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领域从被动到主动的实践历程以及构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文化基础，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性、革命性、科学性与包容性的有机统一。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持续巩固增强，需要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指导，以“两个结合”为基本原则，积极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进一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动力，从而使中华文明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推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迈向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主体的价值不在于“占有真理”，而在于以独特的“精神个性”推动真理的发展与传播，在实践中实现真理的现实力量。普遍真理必须与具体实践、民族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被主体占有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这一层面上看，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从主体性层面出发，去深刻诠释其内在的精神脉络与时代价值。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标识性概念。随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即如何准确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涵。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本质是在历史传承中把握主动、在理论创新中坚守自主、在实践发展中激发活力。因而，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历史自觉、本质特征与活力源泉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回答“中华文明何以延续”的历史之问，更是对“当代中国何以文化自信”的时代之问的积极回应，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历史自觉

　　“科学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主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一论断从实践维度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中国大地上构建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艰苦奋斗和实践探索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明确了文化主体性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带领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实践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文化落后、文明蒙尘的状况，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努力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树立起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并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因此，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涵，首先必须基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一步步从精神主动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历程，明确文化主体性的强大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带领的中国人民，充分理解党的领导对于文化主体性构建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自我觉醒

　　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使中华民族遭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苦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主体性受到动摇，“不少仁人志士逐渐将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因于文化的落后，进而重新审视儒家思想经世传统的内在价值，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寻找新的出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之前，仁人志士的探索实践并没有找到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途径，难以超越“古—今”“体—用”“中—西”的二元对立。这种状况反映的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缺失。然而，这种冲击非但没有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反而激发中华民族更加自觉地捍卫其文化主体性，实现了从“自然的文化主体性”到“自觉的文化主体性”的转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洗脱“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屈辱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也反映了有着伟大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追求，即在中华文明深厚根基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着力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自觉意识与价值追求。

　　新中国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规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整个社会面貌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抗美援朝“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不仅捍卫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的形势，把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确定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提出努力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成就、新风尚的优秀文化作品。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增强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强国目标的奋进，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自主性和文化主体性，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主动精神。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使“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进步进一步使得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尤为重要和迫切。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强化了中华民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文化强国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理论准备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继承弘扬革命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决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各种西方思潮的冲击和意识形态渗透，同时坚决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诋毁革命文化的思想倾向，引导社会风潮向健康方向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向前，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树立起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高度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性精神，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求，形成了以人民主体性、实践主体性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提出和确立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本质上是人民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论述将主体性从哲学范畴延伸到治国理政实践，明确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立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这是对“人民”概念的具象化阐释，既传承了重民、安民、富民的文化传统，又赋予其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现代内涵，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主体性始终是党领导人民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同时，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实践上表现为文化的创新创造、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实践创造力。实践主体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发展与时代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并实现自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将实践的主体、过程与价值统一于人民。新时代新征程必须依靠人民的创造性实践破解发展难题。可以说，人民主体性和实践主体性激发了人民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磅礴伟力，推动着中国人民通过“自主实践、自主探索”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主体性和实践主体性的论述，为文化主体性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一方面，人民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的论述，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将文化创造的本质还原为人的实践活动，打破了资本逻辑下文化精英主义的迷思。文化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是亿万人民在实践中积累的精神成果——从民间文艺到群众文化活动、从非遗传承到网络文学，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是文化繁荣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既区别于西方“原子化个体”的文化观，也超越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民”的被动性，使文化建设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正是以千千万万真实的人为主体，这一逻辑直接源于人民主体性对“具体的人”的重视。另一方面，人民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共同搭建起文化主体性的主体框架，明确了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与行动逻辑。人民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脱离了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不会有生命力。同时，人民又是文化服务的对象。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通过实行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文化惠民工程等举措，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正是文化主体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体现。总之，文化主体性的提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人民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在文化领域的逻辑延伸与理论升华。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才能真正构建起自主、自信、自强的文化主体性，让中华文化立得住、行得远。

　　(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明确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又建立起了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牢固信念，是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深切认同。”文化自信的确立表明文化主体性的最终建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可以说，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提出和确立相伴相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并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表明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化主体性”，意味着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明确提出与正式确立，而随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指导与实践遵循。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提出离不开国内国际背景的深刻变化。就国内层面而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日俱增，文化建设需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增强民族凝聚力。同时，面对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必须确立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守住文化根脉;就国际层面而言，西方文化霸权依然存在，“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影响深远。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需要通过文化主体性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自主的文化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实践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一步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思考和科学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时代高度上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如果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那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则是文化主体性的最直接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实践的理论凝结和实践总结，它的形成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境界，标志着文化主体性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和巩固。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并进一步巩固和增强文化主体性。准确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涵，首先必须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高度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精神主动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强国建设的艰苦卓绝的实践历程，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带领的中国人民是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强大主体力量，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构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历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巩固和增强文化主体性，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充分激发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充分调动各方面文化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

　　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本质特征

　　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脉络不仅勾勒出文明传承的轨迹，更在文明绵延中淬炼出自身的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四个层面的文化基础是相互支撑、内在统一的，共同构成了文化主体性构建的文化基础。这四个层面的文化基础所凸显出的文化主体性的本质特征，即民族性、革命性、科学性和包容性，也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涵，必须全面理解文化主体性的文化基础，进而深刻把握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性、革命性、科学性和包容性的本质特性以及它们的内在统一性。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本质特征与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本质特征，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深厚的文明根基与内在依据;而文化主体性则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集中体现。

　　(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性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表明文化主体性有着深厚的中华文明根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特性正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断发展至今的根本原因，“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根和魂、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等，也塑造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共同的文化主体性。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总是能够立足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不断融合外来文化、化解文化危机，巩固和发展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始了艰难地重塑文化主体性的现代转型之路。然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真正走上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命更新之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智慧结晶。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激发下，中华文明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自身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这种跨越不是抛弃传统、割断历史，而是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是在新的时代境遇中按照新的时代特点和要求而展开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只有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深入理解并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为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增强奠定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需要“深度发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与精髓要义”，通过系统梳理其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实践路径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是新时代背景下强化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唯有如此，方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进一步巩固其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

　　(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革命性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表明文化主体性有着坚强的革命精神支撑，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中创造的，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和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复兴的伟大梦想，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品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精神标识度的组成部分，革命文化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是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精神旗帜和思想武器;在和平建设时期，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价值源泉和精神动力。“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滋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对于坚守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构建和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革命文化是我们捍卫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能够使我们明辨是非、坚定信念，保持精神独立，从容面对各种威胁和挑战，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和险恶企图、捍卫文化主权、增强文化主体性。

　　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激活下，经过革命烈火的淬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舍生取义的英雄气节、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等都被充分激发出来并得到了更新和升华，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品格。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探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革命文化更是成为我们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创新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不断创造和发展革命文化，塑造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自我革命精神是确保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关键，也是新时代革命文化的核心。革命文化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脉络中从“危机”到“重生”的关键节点，又是其本质特征的鲜活载体。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回答了“近代中国何以重建文化自信”的历史之问，更为“当代中国何以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精神密码。新时代新征程传承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精神独立自主，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注入不竭动力。

　　(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科学性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表明文化主体性有着先进的科学思想引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于其他组成部分具有引领性意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支柱，因而也构成了文化主体性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含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包含着中国人民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殷切期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把个人与社会、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联系在一起，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主动、举旗定向、培根铸魂、凝心聚力具有核心性的引领作用。在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人民立场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创造，特别是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和弘扬中国精神，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增强了文化主体性。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永远保持其先进性和科学性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推进的，而这一实践进程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进程。在理论与实践双重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可以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共生共荣、双向赋能的关系：一方面，文化主体性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精神内核和价值方向，确保其始终立足中国大地、服务中国人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造和精神凝聚，不断巩固和发展文化主体性，使其从历史传承走向当代创新、从精神自觉走向实践自强。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精神独立、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密码。

　　(四)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表明文化主体性有着宏阔的世界历史视域，具有鲜明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是极具包容性的文明，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停留于中华文化圈内一成不变的静态存在，而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对话的过程中构建生成并不断发展的。”对于文化主体性构建而言，在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方面最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吸收。中国人民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之为指导思想，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理论成果，它不仅批判和超越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且综合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开放的理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能够根据时代条件和要求，不断吸收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并不断丰富发展。

　　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文化主体性构建的本质要求。“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必然内含着共通的人类性价值，都是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主体性的包容性的本性。文化主体性背后是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坚定的历史自信，是对人类文明的实质核心、发展规律与未来趋势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

　　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定文化自信、挺立精神脊梁的根本命题。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筑牢民族根基、继承革命文化以淬炼精神血脉、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引领时代方向、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以拓展世界视野，这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塑造了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性、革命性、科学性与包容性本质特性。这一构建过程，既是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连续性的赓续，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精神品格的凝练，更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深度融合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巩固和增强文化主体性，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面对世界文化激荡与文明冲突风险，我们必须始终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守正创新中赓续文脉;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与自我革命精神，以精神主动把握历史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以开放包容姿态拥抱世界，在文明互鉴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才能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站稳脚跟，让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撑，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构建的活力源泉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本质特征在历史淬炼中彰显为民族性、革命性、科学性和包容性的辩证统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经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则为其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源泉。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这深刻表明，从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原则遵循的维度，阐明了文化主体性的构建路径。坚持“两个结合”是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基本原则遵循，表明了文化主体性有两个重要活力源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经验;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文化资源。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就必须在把握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原则遵循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这两个重要活力源泉对于文化主体性构建以及巩固提升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经验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既包含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质理解，又包含着我们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和具体要求的深刻把握。正因如此，“两个结合”是我们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构建文化主体性、不断巩固和增强文化主体性、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强调坚持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两个结合”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个结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重点是破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确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第一个结合”要求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研究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上也是创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是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构成了文化主体性的思想核心。新时代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和建设文化强国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内在需求。

　　文化主体性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即不依附、不受制、不屈服于他人，不为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这种主体性并非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在具体实践中生成的。与此同时，文化主体性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发展成就、精神面貌等具体形态呈现出来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既定的模式和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照抄，而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推进理论创新并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发展。这是“第一个结合”所表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充分利用好这些精神财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对于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先进方向、不断巩固和提升文化主体性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文化资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我们全面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对树立文化自信、构建文化主体性、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性，进而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要求(“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相比而言，“第二个结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进而以党的创新理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实践进程;“第二个结合”的重点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化形态。可以说，“第二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重大原创性成果，确立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历史积淀和丰富文化内涵，揭示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维护中国文化凝聚性、疆域整体性、制度稳定性、民族向心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绝非简单的概念叠加，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深层价值维度的有机融合—它既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形态;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破传统语境的局限，在现代化视野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双向赋能所催生的新文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标识，更是其赖以推进的文化根基与价值支撑。“第二个结合”的明确提出，标志着我们对文化主体性的认知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从历史维度看，它是对“第一个结合”的深化与拓展，将文化自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层面;从实践维度看，它为文化主体性构建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指引——既强调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又要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二者共同构成了文化主体性的“一体两翼”。“第二个结合”的明确提出，对于文化主体性的构建以及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意味着我们对文化主体性构建有了新的高度自觉，而且意味着文化主体性构建有了直接的原则遵循。“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增强文化主体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明生命重焕荣光具有根本指导性意义。

　　新时代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对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也越来越重要，“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更加明确了这一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彼此契合、互相成就，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深入挖掘和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具有更为直接的推动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积淀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智慧、思想观念、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激发下，将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思想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而且是不断巩固和增强文化主体性的最为深沉的活力源泉。

　　构建、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准确把握和充分激发文化主体性的活力源泉。巩固文化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具体指明了文化主体性的两个重要活力源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经验;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坚持“两个结合”，巩固和增强文化主体性，就要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不断激发文化主体性的活力源泉，一方面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另一方面不断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重塑文化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来自历史深处的价值引领和文化认同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文化资源，之所以构成文化主体性的两个主要活力源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活力源泉，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文化主体性的指导思想与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从根本上推动了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增强和提升发展。

　　四、结语

　　真理的光芒从不囿于个体占有，而在于通过实践主体的精神个性焕发其现实力量。真理的普遍性必须扎根于具体实践与民族文化，方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通过“两个结合”的历史性实践，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精神被动到文化自信的伟大飞跃。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本质上是中华民族精神主动性的百年重塑。从近代“文明蒙尘”的困顿到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唤醒的文化自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淬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最终确立，这一历程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文化主体性生成的根本力量。唯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文明方能突破“古今中西”的二元困境，实现从精神被动到历史主动的飞跃。文化主体性的四重本质特性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现代生命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民族性根基，继承革命文化淬炼革命性品格，发展先进文化强化科学性引领，借鉴人类文明精华拓宽包容性视野——四性交融的文化主体性，既非封闭自守的文化孤岛，亦非迷失自我的文明附庸，而是立足中国大地、胸怀人类文明的“文化新生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经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文化资源构成了激活文化主体性的活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经验，既赋予真理以鲜明的中国气派，又推动文明基因的现代转型。这一双向赋能的过程使文化主体性始终扎根实践沃土。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中提炼的理论智慧、从五千多年文明底蕴中汲取的思想精华，最终凝结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当前，面对全球文明对话与碰撞的复杂格局，文化主体性已成为我们抵御文化霸权、挺立精神脊梁的“定盘星”。它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深化“两创”实践，让传统血脉在现代语境中澎湃新生，推动文明互鉴，以包容姿态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使文化主体性真正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引擎。

　　(作者系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