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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改革呈现“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过程。从经济“富起来”的改革迈向全面“强起来”的新时代改革部署，更加突出“抓重点关键”“带全面协同”，形成了经济体制牵引非经济领域协同改革的重点布局和全面部署。系统回答“是什么—为什么—何以能—怎么样—哪些经验—未来意义”等“改革之问”，从时代迫切性、逻辑科学性、实践有效性、经验普适性等层面塑造了牵引式协同改革的理论样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注重改革方法创新，把握各领域有机联系和各环节衔接关联，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统筹推进经济与非经济全域全面深化协同，形成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持续巩固、社会全面发展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一、引言
改革是极其复杂和高度开放的系统工程。迈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环境和条件更加复杂。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后，GDP导向的“增长主义”“发展型”改革模式的边际效应递减、负外部性集中显现。单兵突进、单域突破的改革方法难以持续，也不符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对照多维多域强国建设目标任务，破解多重条件约束下多目标改革协同困境，需要由增量式、局部型、渐进化改革向存量、多域、全面纵深推进，进一步优化改革方法、改革路径和改革布局。新时代以来，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其他领域体制协同改革，系统形成了深化改革“重点”与“全面”统筹推进和有机结合的新思路、新方法，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新型生产关系同新质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战略举措。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导新实践、引领新变革、开创新局面，展现出强大的真理魅力和实践伟力。复杂外部环境和多重条件约束下，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聚焦社会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牵引改革”牵动“全面协同改革”，为全面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制度保障和动力支撑。改革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加注重改革方法创新。经济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基础和重点，中国式现代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纵深改革为重点和主轴，深入推进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把握各领域有机联系和各环节衔接关联，牵引非经济领域体制协同改革，持续推进经济与非经济全域全面深化改革。
二、牵引式协同改革的核心要义与内涵特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沃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富矿。1978年以来，我国立足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催生了基于自主性、富于原创性、体现系统性的中国改革经济学。特别是进入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统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理念思维、组织方式、广度深度、推进方法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围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进其他领域体制协同改革。新时代改革实践，呈现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牵引式”“协同型”改革的新格局和新体系。
1.牵引式协同改革的核心要义
经济体制是经济关系的制度反映，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总和，包括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体制改革通过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持续发展。基于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尚未充分涌流、生产力尚未充分发达的实际，结合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其他领域体制协同改革的改革路径，为构建中国自主改革知识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
坚持现代化改革布局的辩证思维，需要对改革转型实践进行学理化总结。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是构建社会科学概念的两条主要进路。我国自主改革的创新性实践、开放式探索和系统性推进，立足自主发展，坚持中国道路，基于中国经验，梳理中国之治，探索中国之理，需对新时代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重大改革实践加以学理化概括，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协同推进其他各领域改革”进行理论总结，建构自主性、本土性、标识性概念及相应的解释体系。“牵引”指改革体系中的牵拉力量、引领方向，是改革部署的重点领域和发力方向。“协同”指改革体系中的配合力量、协作方向，是改革布局的其他领域和协力方向，包括其他领域体制改革互促联动的方面方向、内容领域。牵引式协同改革中的“牵引”与“协同”关系，体现了将不同力量、不同领域、不同维度、不同环节的改革内容及任务置于现代化改革框架与改革布局之中的辩证思维和系统观念，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改革新要求。
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改革实践，牵引式协同改革体现了中国改革的方法创新。牵引式协同改革是指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牵引非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由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性深化带动各领域改革协同联动，进而促进制度建设系统性优化的改革方法。这既是改革方法，也是改革布局，更加注重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引擎，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形成各领域改革联动互促、系统集成、协同推进的现代化改革模式和改革格局。锚定现代化强国目标，牵引式协同改革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动态适配与协同调适，将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优势转化为中国治理的实践效能，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牵引式协同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效应”激活改革全局，关键在于通过系统性、集成性、联动性的改革设计形成协同合力，实质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创新，内在逻辑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持续发展，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显著提升。
2.牵引式协同改革的“四性”特征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各领域，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度决定了其他方面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是推进改革的“牛鼻子”。牵引式协同改革注重实践成效，突出阐释主义策略，解释中国改革与中国治理，呈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特色，蕴含着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改革的世界意义。系统回答“为什么—何以能—怎么样—哪些经验—未来何用”等“改革之问”，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改革之法”，牵引式协同改革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即时代“迫切性”、逻辑“科学性”、实践“有效性”、经验“普适性”。时代“迫切性”回答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的历史成因。我国改革布局从以经济领域为主，转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统筹全域全方位改革，源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客观需要。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牵引式协同改革注重突出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全局中的牵引作用，顺应以经济现代化建设为重点牵引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符合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逻辑“科学性”回答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的哲理学理。强调经济是基础、条件、动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物质保障。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关注“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阶梯式递进”的历史过程，从动态适应角度理解改革逻辑的原理和机制，反映改革的时代特征、动力结构、传导机制、演化过程等，拓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形成科学的逻辑体系。实践“有效性”回答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的现实效果。以构建与先进生产力更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关系为目标，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键一招”。进入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带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协同深化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经验“普适性”回答了牵引式协同改革方法的世界意义。基于社会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先进生产力尚未充分涌现，新型生产关系尚未完全形成的国情，牵引式协同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改革探索的中国经验，体现了中国之路和中国之治。这一“中国式改革”的创新探索和经验模式，丰富了发展中经济体实现现代化的改革选择，扩展了发展现代化的改革方法与改革路径。牵引式协同改革探索重点领域集成式改革和关键环节突破型改革，通过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技术陷阱”、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提供持续动力。
三、发展转型要求改革方法转变
只有改革方能回应实践的历史性变化及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化进程转型，催生了牵引式协同改革新方法新路径新布局，夯实了新时代改革标识性概念内涵。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从强调“经济现代化”转向以“经济现代化”推进“全面现代化”，这一改革思维与改革方法呈现出鲜明的历史逻辑和时代特征。
1.改革发展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协调计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渐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自此，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系统布局中的“重点”领域，“牵引”多方、多维、多域协同深化改革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作用得以明确。以经济现代化建设牵引全面现代化强国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作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强调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总体而言，新时代以来的改革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注重增强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集成度和协同力。
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布局中始终发挥着牵引作用。1978年以来的改革创新实践，展现“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波澜壮阔历史过程，客观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持续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探索中，对内向下放权、激活市场竞争，对外立足后发优势、实施渐进开放，持续激发经济活力，充分释放发展动力，实现了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形成超大规模经济体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定型。在改革释放巨大活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非经济领域产生了负外部性、出现了追求物化、贫富分化、劳动异化、人情淡化、环境恶化等问题。此外，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初始条件不同、目标要求不一、进展进度不一，部分领域“市场化不足”和一些方面“市场化过度”并存，出现历史遗留问题、快速发展伴生问题、改革深化凸显问题共存的困境困局。因此，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带动全局全域全面改革成为重要方法与路径。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以经济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坚持系统思维和统筹方法，将重点论和系统论有机统一于“两点论”，体现了兼顾重点与全面、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改革的辩证法自觉。
1978年以来，改革布局从自下而上为主到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从地方与基层试点先行和复制推广到加强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注重战略谋划与整体推进，从放权分权授权激活竞争到构建起“四梁八柱”日益完善的制度体系，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到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其他领域协同改革。改革部署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实践实效，实现了从局部局域的渐进性改革到全局全域全方位改革的总体性转换，呈现出在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下统筹各领域改革的整体方法变革特征。
2.改革方法转换：发展转型与改革转变
改革方法转换是发展阶段转化、发展方式转变、现代化升级“三重转型”的内在要求。只有适时转换改革方法路径，才能适应“三重转型”的迫切要求。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型”，从“广度”和“深度”上凸显了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在改革整体部署和全面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一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要求。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再绝对落后。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这一问题，要求推进多领域、各方面、全方位改革，不断满足人民高品质、个性化消费需求和更多维度诉求。由解决“有没有”问题、规模增长导向的经济“富起来”改革，向解决“好不好”问题、发展质量导向的全面“强起来”改革转变。二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深刻演化，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资源环境约束下，以往依赖要素规模投入的长期高速增长及粗放发展方式，必须转向创新驱动、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标志的高质量发展方式。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的各领域协同改革，以高质量制度供给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往主要解决总量不足供不应求问题的“学习型”“追赶式”改革，必然要向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型”“自主式”改革转型。三是现代化全面升级的时代要求。经济发展是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密切关联、融为一体的真实活动与关系。中国的发展目标已从单一GDP绩效导向转向人的全面发展导向的多维目标，从经济先行现代化到经济现代化牵动各领域全面现代化，要求实现多领域体制资源协同演化，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解决以往外延式粗放型发展方式引致的经济社会发展失序难题，破解发展格局失衡困境，需协同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改革。以往单向度、部门化、分散化的改革格局，需转向全面现代化要求的多领域、全方位改革布局。因此，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牵住经济体制改革“牛鼻子”，牵引非经济领域协同改革，是有效应对“三重转型”的必然要求。
“发展转型”客观上要求“改革转型”。在新发展格局下，面对“三重转型”迫切要求，改革更要注重各域力度、内容广度、节奏进度、序进梯度、层级深度、协同效度。改革路径由“自下而上”为主转向“自上而下”为主，促进“上下”“基层创新探索与顶层统筹推进”相结合;改革方式从渐进式单域试点为主转向系统性集成协同改革为主，促进“点面”“试点先行示范与全面系统推进”相结合;改革布局从经济领域重点推进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进其他领域协同改革的“两点论”“重点基础上的全面协同”转变。总体而言，改革方法、路径、布局转变的方向，就是以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为主线，以经济领域牵引带动各领域协同改革，“以重点带全面”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四、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的理论逻辑
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实践过程中的典型事实和主要经验进行系统归纳、科学分析和学理提升，实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式上升，是建构科学知识体系的有效方法，有助于扩展人类描述、解释、改造世界的知识边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方法的学理基础，为制度体系更新、完善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机理、机制、功能、结构等方面的学理支撑，丰富和拓展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1.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的根本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丰富程度是所有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第一个前提，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起点。在人类生产、生活、生态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活动，是人类交换、交易、交往活动的基础，这是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先导先行，为其他领域改革创造更有利社会条件。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构成。生产力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构成。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形态，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而存在，必须随着生产力的阶段性变革而变革。由于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集中反映，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往往反映为生产的分工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经济发展为其他领域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经济体制改革因而成为改革系统中的“先行领域”和改革布局中的“重点方面”，在改革部署中发挥“牛鼻子”牵引作用。只有通过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起适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为解决其他领域问题创造物质条件，为各个方面发展提供基础制度支撑。
2.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的作用机制
经济系统与非经济系统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关联性”和“依赖性”。“关联性”构成经济系统与非经济系统改革的链接机制，“依赖性”体现经济体制改革与非经济体系体制改革的传导机制。
一是通过链接机制，经济系统改革与非经济系统形成复杂改革关联。经济系统和非经济系统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链接机制，成为两大系统联动协同改革的逻辑基础。与开放发展要求相适应，制度体系呈现不同层级、类型、领域以及内部多重关系和多样联系，以及“央—地”“条—块”“存量—增量”等多重异质性。面对内外环境条件交互交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改革必须降低制度运行运转成本，避免“改革牵扯”“制度打架”“制度空转”“制度失灵”。跨领域跨部门的全面协同发展，需要处于核心枢纽地位的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形成经济体制改革牵动的复杂关联与链接机制。牵引式协同改革的特性决定了“经济系统”与“非经济系统”的四大链接机制。“圈层链接”机制，表现为“核心—外围”形式。如，作为核心的基础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经济运行和分配制度，进而决定了相关的法治、社会、文化改革方向。“主次链接”机制，表现为“主要方面—配套领域”形式。如，经济系统作为关键领域，围绕促进生产力发展、巩固经济基础，必须推进其他领域的上层建筑、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否则无法围绕中心形成协同推进改革的整体局面。“先后链接”机制，呈现“先行先试—梯次推进”形式。考虑初始条件约束，为破解计划经济时代追求社会绝对公平造成的效率损失，客观上必须推行经济发展优先的“效率”导向改革。待发展效率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补偿教育及医疗资源等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优化分配结构，在实现更高层次效率后再兼顾公平，改革具有清晰的梯次推进逻辑。又如，我国从农村开启市场化进程，通过先行放松农副产品价格管制，先在重要民生领域形成市场需求信息，进而引导生产供给，形成供需互动链接过程。这种培育市场、引导市场供需对接的探索，逐渐从农村扩大至城市。“有机链接”机制，强调经济系统改革对非经济系统改革的推动，表现为“正向—反向—多向”形式。经济体制改革可为其他领域发展提供基础、动力和红利，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和开放性，也可能“异化”“拖累”其他领域发展。如，过度市场化、资本野蛮生长、市场无序扩张导致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受损、传统义利观丧失等，“退步”“滞后”等现实问题反过来要求深化相应领域改革。各种有利影响因素和正向外溢以及各种不利影响因素和负面传导，交织作用、交互影响，形成复杂、多向、多层面、多方位联动关系和综合效应。
二是通过传导机制，经济系统改革牵动非经济系统改革。基于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复杂的内在关联，牵引式协同改革形成了四个方面的传导机制，推动经济系统改革牵引带动非经济系统改革。从传导过程来看，不同传导机制呈现不同的传导形式。“波状传导”机制，呈现“外溢—回波”形式。居于中心位置的基础经济制度变革，通过逐层向外延伸扩散，推动系统性变革。如，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逐渐通过自主经营权改革、承包经营激励、工资奖金激励、工人持股激励等，持续优化自主经营权、分配权等企业治理结构。又如，改革开放初期从农村起步的承包责任制，成功后在国企改革中推广，并进一步向财政、社会、文化等领域延伸扩散。再如，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始于涉及民生的农副产品，进一步扩展到资源领域，客观上又形成了对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需求。“脉冲传导”机制，呈现“点状扩散”形式。改革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不同领域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解决相关领域的主要矛盾。唯有抓住重点领域的关键方面和重要环节，才能实现改革突破，通过多领域重点，形成改革的整体性重塑和系统性变革。设立试验区、示范区等改革载体，就是基于重点和关键领域集成性、系统性改革思路的体现。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开启的以自贸试验区为载体的改革，目前已扩展至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和1个自贸港，形成了中央统筹、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创新的改革路径，表现为点状扩散基础上的持续升级模式。“链式传导”机制，呈现“轴向递进”形式。在由相关性较强领域构成的复杂改革链条中，只有牵住“线头”才能拉直改革线条，将改革对制度更新的力量传递到末端。如，必须从人才、教育、资金、成果孵化与中试、市场化转化等环节构成的整体链条中，找准关键着力点，才能形成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有序推进机制。“循环传导”机制，呈现“溢出—渠道—回流”形式。如，基础性经济制度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渠道向外传播，通过外部反馈，进而加强或完善核心制度变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形成过程表明，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既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需发挥多种所有制优势，持续探索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多元化、对民营企业开放市场等。
五、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的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确提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牵引非经济领域深化改革的作用逐步“显性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明确了改革重点和主轴，注重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相促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突出和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在党的十八大确立的“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布局、“六个紧紧围绕”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突出“七个聚焦”，全面覆盖了民主、法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各领域各方面改革的表述“文本化”、作用“明确化”与效应“显性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后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及时研究重大改革部署，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很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1.经济体制改革牵引政治体制协同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规模和经济系统复杂度呈几何级数跃升，传统管理方式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需要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聚焦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深化民主法治改革，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完善。将政府职能转变放到更加优先位置，推行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数字政府”，持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强党的建设，统筹党中央机构、全国人大机构、国务院机构、全国政协机构，统筹中央和地方，深化重点领域机构改革，使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鉴于经济社会系统多个领域的融合化发展趋势，为减少业务交叉和重叠，提升管理效率，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作出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涉及机构和职能调整的部门80多个，核减部级机构21个。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作出新一轮机构改革部署，大幅精简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在金融、科技、社会、数据、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和港澳、“三农”工作体制等领域，党中央、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从133个精简至73个。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融合，塑造了中国特色鲜明的新型举国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极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2.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社会体制协同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结构转型的直接动因。改革开放后，长期效率优先导向导致社会发展滞后和社会阶层结构失衡，民众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和加强社会负外部性治理的诉求，直接推动社会体制深化改革。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培育壮大了市场主体，释放了市场动能和社会活力，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推动社会管理机制完善，倒逼提升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公共服务质量与覆盖面。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互促”“制度互补”，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平衡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围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国加快社会体制改革，补齐民生短板，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时期，教育领域实现控辍保学动态清零、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医疗领域，基本医保覆盖人数高于13亿人，推进了分级诊疗、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促进均衡布局，到2024年底，实现了超过90%居民在15分钟内可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提升疾病防控救治能力，人均预期寿命2024年提升至79岁，主要健康指标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为了应对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人口结构变化，加强人口服务体系建设，实施育儿支出个人所得税抵扣，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截至2025年10月，已覆盖84个城市、约3亿人。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传统“乡土中国”进入“城市中国”新阶段。此外，还推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系列改革举措。在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下，社会体制加快协同改革，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教育现代化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公民健康水平进入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民生事业发展取得显著进步。
3.经济体制改革牵引文化体制协同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领域深化改革需求日渐迫切，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市场与文化生产方式。覆盖城乡的国家、省、市、县、乡、村(社区)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本建成。深化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政策。截至2024年底，全国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4万多个。随着人均GDP增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文化消费需求也相应增长，文化领域相应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补充组建文化场馆、地标等文化载体，服务“富起来”的精神需求。在数字化不断深化发展背景下，我国实施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文艺创作生产引导扶持机制，涌现了大量精品力作。鉴于文化的准公共品性质及保护传统文化的要求，推动构建政府+社会组织的“文化合作模式”，扩大公共文化资金来源渠道，加快探索建设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文化体制。通过经济体制先行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物质富裕，进而牵引文化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激发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增强社会凝聚力，满足精神富足需求，为经济长期发展营造良好文化环境，为全面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4.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生态文明体制协同改革
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点领域，也是治理发展负外部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保障经济领域持续健康发展，为了在更大经济规模和更高发展水平上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出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政策，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探索人对环境永续利用的制度安排，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如，加强了对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等各类水体保护，建立起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等中国特色鲜明的生态发展与治理组织方式。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创造性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将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以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编制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完成首部国家级“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全面划定“三区三线”，加快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格局;推动碳排放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产业、区域等政策，提升了能源利用效率，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化石能源，万元GDP用水量降至43.9立方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逐步成为全党全社会共识和行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制度合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亮。
5.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其他领域体制协同改革
聚焦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健全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国家整体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建立适应新能源高比例大规模并网的体制机制，进一步保障能源安全。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制度保障，有利于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法治建设改革跟随特征明显，既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及其经济发展绩效与水平，也保障经济体制稳定可持续运行。
总之，我国牵引式协同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与非经济体制改革的关联性、依赖性出发，推进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有效连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体制改革密切协同，从实践过程和实践效果上检验了这一改革方法的有效性。
六、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的重要经验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牵引式协同改革，在统筹改革的起点与重点、方向与目标、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整体与局部、经济底盘与全盘等方面，形成了总体部署和重点推进相结合的重要改革经验。对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一现代化改革方法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1.立足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统筹改革起点与改革重点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超大规模经济体“发展中”的生产力水平为基准，牵引式协同改革注重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思路与方法。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尚未充分发达，改革必须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目标，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部署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与分领域目标、实施路线图，把准牵引式协同改革的牵引点、协同线和联动面，有序有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立足生产力还不够充分发达的阶段性特征，回应社会对治理型改革的现实需求，统筹改革起点和改革重点关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牵引其他领域改革，为各个方面全面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支撑，成为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改革实现现代化发展必须遵循的改革规律。牵引式协同改革方法的中国实践，对后发国家推动现代化改革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2.治理发展的负外部性问题，统筹改革方向与改革目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改革，改革方向目标清晰，战略部署明确，方法路径高效，实现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协调、全面深化的历史性转变，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日渐成熟定型。党的领导是统筹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主、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进而促进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活力与秩序、局部与全局、当下和长期、发展与安全等多维关系协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加强党对全领域深层次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把握好牵引力量和方向，是牵引式协同改革成功的关键。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互补促进、有机协同，有助于避免后发国家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过度行政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分化”，并有效治理改革的负外部性难题。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改革立场坚定、初心不变、目标清晰、导向正确、方法科学、路径有效的根本保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强有力组织，消解了改革思路本位化、方案部门化、实施碎片化、既得利益固化等顽疾，从根本层面破解了改革梯次推进和整体实施的负外部性难题。通过加强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克服单领域、部门主导、地方保护产生的改革负外部性，确保牵引与协同的根本方向、价值导向和基本立场。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改革的统一组织和科学领导，发挥组织优势克服分散化、碎片化、地方化、部门化、本位化等问题，牵引式协同改革方法实现了“合价值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发展中国家有组织推进自主性现代化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3.破解深化改革的核心难题，统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我国牵引式协同改革需要协调的核心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经历了从政府替代市场到政府和市场互动互补互促过程。基于“后发大国市场化”实践，既发挥“有效”市场的效率优势和超级大市场的绝对规模优势，又发挥“有为”政府的组织优势和功能优势，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在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确保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等方面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层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避免坠入西方话语陷阱，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政府如何在进一步“保护市场竞争”“维护市场公平”“扩展市场机会”，放宽政府监管的国有资本竞争性领域，放宽民营资本和外资准入，强化公平竞争机制。总体而言，以政府积极有为的“有形之手”促进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同时治理“无形之手”失灵问题，避免了西方市场自由放任的弊端，破解了“政府”“市场”关系的世界性难题。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方法以市场化为导向，带动其他领域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为目标推进改革，既充分激发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活力，又通过发挥政府作用遏制过度市场化弊端，是“有为政府引导”与“有效市场决定”的有机统一，具有普遍意义。
4.注重整体发展的综合平衡，统筹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
我国市场经济的内生性市场特征和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路径，决定了各领域市场化改革程度和进度的差别。在市场化过程中，并非所有领域同步推进市场化发展，各领域表现出适度市场化、过度市场化和市场化不足等特征，代表了我国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三种关系。在投资、产业发展等领域，市场化推进较早、效果较好，激活了发展动力，提高了经济效率。部分公共领域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现象，如医疗和教育领域，催生并积累了一些社会问题。一些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开放不足、市场准入壁垒较高、进入退出便利性不够等现象。总体而言，我国以渐进市场化为牵引主线的现代化改革经验，对后发国家基于本国国情推行的自主改革具有镜鉴意义。发展中国家推进市场化改革，需要协调好市场化改革深化与不同领域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经济领域，突出市场价格客观反映市场交易信息和调节供求关系的机制作用;在社会民生领域，掌握好适度市场化与政府兜底保障的作用，确保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在战略性资源和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领域，把握好有效监管和安全保障关系，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总之，牵引式协同改革是“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的有机统一，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5.把握现代化战略机遇窗口，统筹有序改革与跨越发展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牵引式协同改革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现代化进程，呈现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串联式”顺序推进的渐进历史过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等四大领域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提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重大意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鲜明地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西方不同，我国“时空压缩”式现代化进程呈现市场化牵引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多领域同步推进的过程特征。现代化的并联式跨越式推进以及各领域改革互促协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现代化改革方法的科学性。以市场化为根本动力，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各领域同步推进的现代化模式，对后发经济体发挥“后发优势”，以市场化改革牵引统筹多重改革目标和促进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更强劲的发展动力，需要进一步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高水平推进牵引式协同改革。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从高速规模扩张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佳窗口期，也是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机遇期。要进一步强化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耦合性和战略性，注重协调改革的广度、力度、速度和梯度。围绕破解制约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问题，强化“牵引式协同改革”的动力体系，探索“战略集成型改革”。根据“牵引”和“协同”的主次、重点与全面关系，以中国式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单位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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