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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化人，廉以养德。习主席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资源，如“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俭以养德”“慎独慎微”等理念，曾培育出一代代中华先贤，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历经千年沉淀，至今仍具有深刻的教育启示意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弘扬诚信文化、廉洁文化”。新征程上，加强新时代军队廉洁文化建设，须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筑牢拒腐防变钢铁长城，为强军兴军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纯洁的作风支撑。
夯实思想堤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道德自律和内心修养，强调“内圣外王”“修身为本”，为军队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崇廉、养廉的丰富文化资源。《礼记·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认为廉洁等美好的品德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遵循本性是合乎道的表现。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品德修养放在首位。《孙子兵法》提出“智、信、仁、勇、严”为将之五德，其中“仁”与“信”皆以廉洁为基。诸葛亮在《将苑》中将“廉”作为军队胜战的重要因素，警示贪腐如“军蠹”，必损战斗力。这些思想启示我们，推进军队廉洁文化建设，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精神养分，强化廉以养德的价值认同，从思想上固本培元，加强信仰信念教育，引导军队党员干部培育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使廉洁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注重官德人品培育，融入传统文化中“慎独”“清廉”“知耻”等要求，通过学习经典、宣传榜样等，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浓厚氛围。突出荣誉体系激励，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传统文化滋养中，强化军人的使命感、荣誉感，从而做到明纪以自守、怀德以自重，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筑牢制度篱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重德治，也强调法度、规矩的约束作用，为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文化滋养和借鉴。《管子·立政》强调“令则行，禁则止”，认为完善的制度规范能促使人们自觉遵守纪律。商鞅在《商君书·壹言》中指出“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强调制度合时宜可移风易俗，法度清明能促官吏守廉等，充分体现了古人对制度反腐的深刻洞察。古代中国还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官吏考察体系。《周礼》提出的“六廉”标准，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强调从多个维度对官吏进行考察，突出任人唯贤的用人导向。这些制度文化启示我们，要借鉴传统监察智慧，优化军队内部权力清单，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尤其重视制度的科学性和执行力，确保制度始终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使遵守制度成为官兵的自觉行动。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树立防微杜渐理念，建立健全全覆盖、全流程的廉政风险排查、评估、预警和处置机制，针对易发多发问题环节，制定具体的负面行为清单和防控措施。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将廉洁情况作为干部考核评价、晋升任用的“硬杠杠”，严把政治关、作风关、廉洁关，谨防“带病提拔”。
强固震慑威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贪腐行为历来主张严厉惩处、以儆效尤。商鞅认为“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韩非子强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都体现了古代中国“刑无等级”、公正司法的先进理念。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指出，“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意指惩戒恰当，即可在教育当事人的同时惩一儆百。我们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法治精神，保持执纪执法高压态势，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对任何违反党纪军纪、触犯法律的行为，不论涉及何人、职务多高，都要一查到底、严肃惩处。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抓早抓小上下功夫，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防止小错酿成大祸。强化警示教育震慑效应，常态化开展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深入剖析典型案例，让违纪违法者的惨痛教训成为官兵干事创业的“清醒剂”，让官兵深刻认识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保持敬畏之心，走稳军旅生涯。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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