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赓续中华文明血脉

点击数：448　时间：2026-01-15　作者：重庆工商大学

力于赓续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在其总体型构中阐明生成逻辑、复合形态、衍化境域等系列基本论题，开掘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理论资源。再次，应聚汇于展陈精神产物经验内核，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塑造不同文明对话基质和文明转型典范，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简言之，中华民族文明叙事揭开中华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实践谜题，以及中华文明以其精神产物展示文明繁荣的真谛。　　文

　　[摘要]中华文明积淀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经验禀赋。中华文明血脉赓续的历史动因和精神向度亟待阐证。首先，应聚焦于疏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解析中华文明深邃隽永的历史韧性，展现中华文明自觉自信的独特品格，推动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测序。其次，应聚力于赓续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在其总体型构中阐明生成逻辑、复合形态、衍化境域等系列基本论题，开掘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理论资源。再次，应聚汇于展陈精神产物经验内核，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塑造不同文明对话基质和文明转型典范，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简言之，中华民族文明叙事揭开中华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实践谜题，以及中华文明以其精神产物展示文明繁荣的真谛。

　　文明史释证人类文明的兴衰起落，交织着人类社会的器物化历史和精神性创造相互融聚的轨迹。不同文明体在发展历程上存在一定差异，然而追求文明发展与进步的精神力量从未缺席。中华文明代际相承所积聚的突出特性表征着历史主动精神。中华文明的历史性创造在其特殊样态中确证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诉求，但没有现成模板。需要确证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赓续中华文明血脉。中华文明因何存续数千年且保持汲古开新的独特样貌，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如何塑造出崭新样态，中华文明何以展现出独具禀赋的精神内核?基于这些有待解答的问题，汇集中华民族续写当代文明的价值诉愿，隐含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关系统合的应有之义，自然也抛出了勘正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之问”的理论原点。

　　一、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蕴含着历史存续发展的谜题。文明史似乎是一部贯穿着人类文明生成、衍化、陨落乃至绝迹的历史。文明的衰亡大致可归结为自我封闭导致文明衰落、自然条件恶化引发文明崩塌、外部入侵引起文明颠覆、狭窄空间内的争斗致使文明泯灭等诸多情形。文明衰亡的历史有颇多相似之处，而文明存续的历史往往独树一帜且值得勘考。值得探问的是，中华文明为何自古延续至今且从未中断，如何走过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释证中华文明展现的突出特性以及内嵌于其中的精神根脉，无疑横亘着学术攀援的层层峰峦。

　　中华文明孕育于远古时期。世界上的每一种文明都传承、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故唯有薪火相继既而推陈出新，才能创构这一文明史谱系。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中华民族保持着书写中国历史并续写人类文明史的精神气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进而强调，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中华文明联结着当代中国和“历史的中国”，深藏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精神气脉经由历史雕琢而形成中华文明器宇恢宏的面貌。因此，勘考中华文明思想史的脚步，或许能够由此迈向新境。

　　中华文明塑造出自身独有的历史面貌。人类文明样态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特征。中华文明汇入历史长河且从未出现干涸状态，兼具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与自身延续的特殊性品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探寻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可以聚焦五个“突出特性”。人类文明指向未来并充盈着美好寓意。中华文明叙事承载着美好愿景，涵摄着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价值认同。正如美国学者菲利普·李·拉尔夫等所言，采用文明这种叙述方法“含有未来更加美好这一主要希望”。总之，中华文明以其深邃隽永的历史韧性铸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铸牢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铸就了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

　　“突出的连续性”彰显中华文明史脉。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被誉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苏力认为，肇始于西周的中国制度构成从概念上提出了一种“中央集权制的行政体制”。从此延展大一统的人心根基，奠定了中华文明稳定发展的始基。钱穆指出：“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因由文化一脉相承与制度推陈出新，中华文明保持着连续性发展的历史姿态。王学斌认为，“纵使岁月不居、新陈代谢，仍在飞快节奏中得喘息，在紧张忙碌里求温馨，依旧是每位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与心理需求”，由此不断蓄积起中华民族始终走自己的路谋求生存与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突出的创新性”显现中华文明气概。中华文明坚持继承创新，善于应时处变，面对艰难险阻总能扭转危局，展现出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特有文明样态。“革故鼎新”出自《周易·杂卦》，表达出中华文明与时俱进、重视变革的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肖贵清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助推中华文明接续创造自身的物质形态、制度形态、文化形态。王东认为，每当适逢决定中华文明命运的关键期，“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的辩证法，也就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充分、特别典型”。中华文明赓续创新的显著之处在于，聚合为连续而非停滞、灵活而非僵化的实践特质。由此足见中华文明数千年保持连续性和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这也提供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基础和时代条件。

　　“突出的统一性”尽显中华文明韧性。中华民族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其根源在于形成了“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团结统一不仅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历史经验，而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守望相助的历史根基。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地同域、量同衡、币同形，均是中华民族融为一体的历史重现和文明见证。中华文明跨越数千年，中国人骨子里镌刻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许倬云认为，“亲缘团体、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与文官体系”维系着古代中国稳固而统一的状态。统一的国家和多元一体的民族，铸成了中国永远的核心利益和精神命脉。

　　“突出的包容性”展现中华文明胸襟。中华文化不断消弭内部差异而迈向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各民族多元文化汇聚的历史。中华文明植根于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环境。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彰显出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费孝通考察了中华民族的交融过程，认为从华夏的形成到汉族的出现，再到汉族与游牧民族等的融合，绝大多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经常的”。中华文化向来以共同认可的经典、礼仪、道德、历史等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所谓“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回溯西域丝绸之路、印度佛教东传、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充分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精华，也推动中华文化向外传播。

　　“突出的和平性”内嵌于中华文明基因。中华文明主张以和为贵、立己达人，推动构建群己合一的世界，尽显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爱好和平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从未缺席，称王称霸在中国人的血脉中从未出现。中华民族止戈为武、好战必亡的和平主义精神，更令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发出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的慨叹。梁漱溟曾诠释中华道德始基，诸如孝悌、慈爱、友恭等“取义于家庭之结构，以制作社会之结构——此即所谓伦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确证中国维护世界和平、追求文明交流互鉴的宽广胸怀，以及决不搞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输出、决不搞“党同伐异”小圈子的坚定信念。由此蕴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文明基因，提供了真正实现文明对话的智慧与方案。

　　中华文明积淀而成的“突出特性”难能可贵。“突出特性”来自实践并型构于中华文明史，彰显出中华文明代际相承的旺盛生命力。何以证成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其归属于精神追求的持续证明。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中国道路能够推动中华文明基因测序。正如李光耀所言：“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拥有十三亿人口、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它将会走自己的路。”走好自己的道路并做好自己的事情，饱含着中华文明的自觉和自信，锻造出解开中华文明“历史之问”的理论密钥。

　　中华文明及其“突出特性”呈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风貌。中华文明史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有价值以及厚植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根基。陈先达认为，“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西方先进的优秀文化，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文化滚滚前流”。由此需要全面总结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道路，用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和真理力量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立足于中国历史传统。方铭认为，“‘传统’本义所指政统传承的纯粹性和系统性，体现的是‘传统’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中华文明彰显出传统属性并展现出自身生成发展的理论图景。中华文明联结传统和现实，展现出文明历史与文明逻辑的统合关系，标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脉，显现出中国人赓续蔓延的文明体魄，向世界文明大家园奉献出真实、立体、全面的当代中国文明。

　　中华文明及其“突出特性”聚合中国治国理政的丰富历史经验。中国独特的治理理念与制度实践世代传承，铸就了中华文明的制度体貌。独特的历史现象蕴藏着如下历史谜面：为何王朝更替并未导致中国治理体系的断裂?燕继荣等认为，中国王朝更替频繁，但“都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国家治理模式，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由此指向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执政基础和为政之道，确立起治国理政的“不变”之轴和国家治理的历史之锚。杜维明认为，“以人文理性为内核的中华文化为西欧知识界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借镜和批判的助缘，这是无可争议的”。包含在五个“突出特性”之中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总能在变局趋向稳定的现实境域中找到栖身之所，总会内化为治国理政的创新元素，展现出兼容并包的文明样态。

　　中华文明及其“突出特性”深刻诠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假如物质和商品的丰裕导致文明价值被放逐，整个社会就将陷入精神危机。背离传统的文明没有根基，脱离现代的文明没有出路。由此映衬出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金观涛对于传统信仰瓦解所导致的“新世纪生活在消费社会的人类对思想的冷漠”的忧虑，亦能体现凭借文明对话塑造“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的紧迫性。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塑造了第一次文明自觉，近代中西文明交汇促成了第二次文明自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可称之为第三次文明自觉。借此可以推证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处的历史区间，尤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开中华文明赓续的理论视域。

　　二、赓续中华民族文明叙事

　　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塑就中华文明新样态。文明形态的塑造和滋养总依赖于特定的民族主体和文化土壤。中华民族如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文明叙事何以跻身于人类文明形态?这无疑潜藏着中华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实践谜题。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认知方式涵纳了人类文明境域、其他文明镜像、文明传统形态等基础性命题。如果说中华文明及其“突出特性”确证了构建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内在禀赋，那么，锻造出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文明范型，仍是展示中华文明生命力与当代价值的开放性论题。

　　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凝结于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文明进步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自然涵盖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重要范畴，尤须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向度亦聚焦于此。正如辛向阳所言，“文明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更加瑰丽多姿”。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赛道，提供了构建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理论资源。胡大平认为，“现代化代表着追求文明提升和历史进步的意识，它是由17世纪欧洲引领的世界历史潮流”。掌握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动，更需体认文明进步的当代价值，进而在构建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总体框架内阐明其生成逻辑、复合形态等一系列基本论题，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自觉自信与责任担当。

　　首先，构建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生成逻辑有待阐证。文明中国与现代化中国，铸就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精神脉象。习近平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需要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滋养及理论支撑。

　　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反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诉求，文明进步力量汇集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刘建新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恰恰在于“确立并发展了面向未来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工作协同共进，提出了赓续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更高标准。刘燕认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向现代文明国家持续的前进正处在一个奇特而富于变革意义的历史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文明形态赓续发展，确立了中华文明现代化和时代化的历史方位。杨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由此足见解决现实之问的文明价值之所在。

　　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民族复兴联结着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是文明再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嵌着中华文明优秀基因、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朱育和认为，“民族复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复兴”。当然，这也是奠定文明之根和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实践样本。推动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是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赋予中华民族文明叙事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动能。

　　三是礼敬人类文明的崭新创造。中华民族文明叙事作为复合概念，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段若非认为，正是“以中华文明为主体，汲取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一切优质成分，创造出一种充分发展了的人本主义和充分发展了的自然主义完美融合的新型文明”。新型文明统合了多种文明要素，致力于塑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新质态。王玉樑认为，“现代文明所遭遇的困境并不是科学技术的困境，而是价值观念的困境”。关于如何塑造新的文明叙事，方向较之于方法更重要，解决这一问题更有赖于文明的价值观念的建构及其认同。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充盈着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旨归，映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

　　其次，构建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复合形态有待释证。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彰显出实践主体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文明特质，建构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结构。正如蒋南华所言，“一个时代的历史文明，是它前一个时代文明的继续和终结，也是它后一个时代文明的前提和起始”。对此，可从中华民族的特质、现代文明秩序、文明因素构成等方面予以探证。

　　中华民族特质熔铸实践主体优势。中国人素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中华民族文明叙事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相互濡染。于铭松等认为，中华文明特质“有助于在当代培育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实践主体的共同体嵌合了大一统、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家为本、以合为本等传统基因。中华民族的特质还通过语言、文字、习俗、价值观等基本范畴予以表达，铸就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识。

　　文明秩序样态展陈实践空间视域。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展现出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价值观念，内蕴着固本培元与继古开今的辩证统一。万俊人认为，“作为中国现代性之文化预制和文化前提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主要是儒家主导、儒释道三教合流、包容多种异质性外来文化的多元融合型或‘和合’型柔性文化”。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展现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其建构过程必然需要耦合历史方位和时代走向。郝永平等指出：“必须顺应世界各国交往越来越密切、依存度不断增强的趋势，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借鉴其他文明发展的经验，博采其他文明的优长，实现中华文明的新发展。”由此观之，塑造中国特色文明样态尤须创造文明秩序重塑的可能性条件与实践空间。

　　文明因素构成显现实践价值指向。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毫无例外均面临着文明重塑的时代场域。文明的内涵与外延均蕴含着最大限度推进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指向。李从军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构成的，具体来说，又可以表现为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构成、生态环境等多种形态”。借由文明因素的构成图谱可探察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复合形态。臧峰宇认为，“文明的创造呈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内在的方式对社会发展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文明形态中彰显出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价值。由此推论，塑造中华民族文明叙事，意味着统合各种文明要素并使之聚合为文明新形态。

　　最后，构建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衍化境域有待勘正。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伴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俞思念认为，“从现代文明的世界视角来考察文化的价值和民族文化的使命，将使我们更加明确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前途”。中华文明经历了后发现代化带来的迷惘，但超越传统文明形态并形成整体表达样式则涉及文明演进发展的理论境域。

　　其一，勘考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起点问题。中国人民探索文明进步历程的起点伴随着效法西方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却屡屡受挫的苦难记忆。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起点无疑涵纳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原点之思。20世纪初期，中国先进分子致力于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龙柏林等认为，“中华民族由此翻开了求索人的现代文明的篇章，掀开了重构中华民族现代价值观念的序幕”。对中华民族文明叙事进行回溯式探究，方能显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艰辛历程和历史厚度。

　　其二，勘察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结构样态。中华文明在历史性实践的独特道路中展现其精神向度。高兆明认为，“人类文明总是以一个个具体方式存在，在任何一种特殊的文明样式中，均贯注着全人类的普遍文明财富。这就如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不仅仅属于中华民族自己一样”。特殊性的文明面向蕴藏着文明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普遍性要求。杨河等指出，“这种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真实地体现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呈现出人类文明叙事的新样态，展现出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人类文明遐迩一体的理论样貌。

　　其三，勘探中华民族文明叙事的未来走向。中华文明当代型构集中展现出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通过构建中华民族文明叙事能够积聚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构建中华文明当代形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张立文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在此意义上彰示中华文明的民族性禀赋和时代性要求，有助于始终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历史姿态，学理性表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意蕴，有效纾解人类文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实践范式。

　　三、展陈精神产物经验内核

　　中华文明凝结着创造精神产物的价值诉求。人类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演进图谱中涵摄了现代性与现代化、传统文明与当代文明叙事、文明赓续与文明创造等诸多复杂命题，最终以精神产物标定其理论空间。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文明血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正在于中华文明之重塑。当代中国迈上了既不外在于现代性基本规制，又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展现出古老文明的勃兴态势，创造了后发国家扭转文明危局的成功范例，也为人类文明发展带来重要启迪和有力支撑。

　　中华文明经验内核体现出独特的创造精神。人类文明在自我对话和反省中掘进式发展。刘鸿武认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面对困厄而复兴重振，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邃的历史忧患意识并擅长历史理性思维的民族，在于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垂训作用”。历史经验转化为现实垂训，展现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对话和调适的强大功能。周牧之等指出，“顺应时代的要求是成长与变化中的新时代缔造繁荣的真谛”。中国经验契合了文明进步的内在需求，其本身就表征着人类文明的创造力。丰子义认为，“中国经验不仅反映了对中国发展的成功探索，而且体现了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探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为使中华文明塑造不同文明对话机制乃至文明叙事典范，仍需推动其经验内核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构建。

　　中华文明主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道路。中华文明延续并传承着中国历史，中国道路涵纳并彰显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及基本国情。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道路。赵小芒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既具备统一性，又具备多样性，并以儒、释、道三家并存于世、多元互补为例，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是极富有包容性的文化，它具有很强的同化功能。这种包容性一方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又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与稳定”。蕴含于此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塑造了中华文明主体，更迭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式，开创出独具特色的文明范型。

　　中华文明的演进蕴含着守正创新的进取精神。文明塑造需要经验基础，亦不可缺失深刻的反思能力。识“古”贵在尊古而不复古，辨“正”重在守正而不守旧。赵周贤主张以“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坚决剔除既往文明“过时落后的糟粕，积极继承吸收其合理优秀的成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含超越时空、跨越国度的当代价值，为中华文明守正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刘东指出，一个哲学家回顾历史“刚好是从现在走向过去”，一切对东西方文化的历史研究“都是为了建立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服务的”。在此意义上反思性建构人类文明未来图景，恰恰需要匡正并替代文明冲突思维，扭转人类文明认知单向度衍化的传统路径。

　　中华文明内嵌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民族分裂的坚强文化柱石，来源于中华文明赓续塑造和确证的经验内核。詹小美强调，“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要义，对充分认识‘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共同体表征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锻造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经验范型，恰能充分展现中华文明旷古悠远的内在品质。彭劲松认为，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让中国经验造福于世界、使整个世界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也是责任所系”。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展现出强烈的责任和使命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涵纳于其中，确证了中华文明范型塑造的基本出发点。

　　中华文明外化为求同而合流的精神气度。文明的胸襟展现文化精神的超越性品貌。由中华文明引领的中国道路，不仅是民族发展史意义上的复兴之路，更是在人类历史的跌宕起伏中为世界谋大同的康庄大道。中华文明始终展现出向内自我约束、向外交流交融的精神品貌。李勇刚认为，“中华文明努力的重心，不是像西方文明那样靠民族主义去强加于人，而是以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达成这种公共性”。由此，文明交流的公共属性逐步彰显。中华文明以独特的精神气度克服了民族主义的自我炫耀和文明独断论的一意孤行。正是反求诸己的内省意识，映现出中华文明开放而非封闭、灵活而非僵化的自我塑造功能。

　　中华文明彰显人类交往的文化凝聚力。文明重塑意味着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再造的现实可能。中华文明数千年赓续绵延，文化根基深厚。费孝通认为，文化是人为的产物，只有“被吸收在群体中的人们所共同接受才能在群体中维持下去”。中华民族培育并富含“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文化资源，成功应对了来自域外文明的长期挑战。王东认为，“从最深层次上看，中国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创新的关键，最终决定于价值观念的现代创新”。人类交往推动文明进步，其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于文化凝聚力的塑造。马克斯·韦伯认为，“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样，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并由此表达了对于价值解体带来文化溃败的忧虑。当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本身就表现出重塑文化价值观并增强文化凝聚力的实践之举。

　　中华文明体现文明创造的历史自觉。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的历程，透射出以勤劳勇敢调适人与自然关系、以公平正义整合人与社会关系、以理性平和统合人与人关系的优良品质。在此意义上，构建中华民族文明叙事具有现实指向性，而不是抽象概念的表达方式。刘同舫指出，这是“在超越‘中西文化之争’的基础上充分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与文明自觉”。由此可见，历史与文明自觉作为价值指向，至少涵盖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两个方面。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建构有助于扭转少数人或特定群体、少数国家或特定利益集团在对立性思维框架中臆造文明对立和文明差等的局面，展现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样貌。

　　中华文明提供人类文明发展的致思路径。文明的哲学向度承载着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意识。中华文明呈现出中华民族的哲学深度与厚度。臧峰宇在阐释哲学自信的文明意味时强调，“这种自信实乃民族复兴的文化定力，它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持久深层的精神力量，呈现了中华文明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哲学根基”。由此展现的哲学自我及其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主题和使命。美国学者雅各布·尼德曼认为，“我们存在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在一种人类博爱的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然而，西方话语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博爱的大家庭，犹如魔幻般的存在且很难自证。李毅等认为，“必须弘扬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完成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赋予中华文明以鉴往知来、汲古开新的发展动力。这正是中华文明向内深化和向外拓展的意义所在，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禀赋所在。

　　确乎如此，仍须潜心勘考中华文明的精神意蕴与经验内核。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自身文明进步道路，为国际社会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法国哲学家魏明德曾坦言，西方“今日的情势正好相反，当代的人们遭遇到‘他者’从根本上的挑战”。反证于此，中华文明开创出共同创造文明事业、共同享有文明成果的崭新样态，提供了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制度范型。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