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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文化版图中，江南与岭南有着类似的演进历程，是极具代表性又密切联系的两大板块。岭南依托海洋区位形成开放务实的海洋文化特质，江南凭借平原、丘陵与江(长江)、河(大运河)、湖(太湖)、海(东海)独特环境，孕育出精致灵动的水乡气韵。从先秦的器物互通，到现当代的全域交融，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共进，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文明史。
秦汉至隋唐
地理因素深刻影响文化交流
秦汉以前，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那时的江南地广人稀、相对落后，岭南则被视为蛮荒之地。地理因素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着两地的交流。岭南被五岭阻隔，江南则河湖密布，两地山水相隔，直接往来困难。
当然，两地仍有一些文化交流，从考古文化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广州出土的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印证新石器时代南越先民对吴越玉文化的吸纳;新石器晚期，岭南陶器融入了吴越圈足器形制，同步习得吴越水稻种植技术，形成多元融合的文化遗存。同时，岭南石峡文化的几何印纹陶向北传播，影响了三代时期东南地区印纹陶文化区形成，成为吴越地区几何印纹陶的重要源头之一。考古学视域下，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吴越文化，与以岭南地区为核心的南越文化，均属于百越文化圈。二者共享稻作农业、几何印纹陶、干栏式建筑等核心文化特质，且分布范围均在先秦时期百越族群的活动区域内。
秦汉大一统格局，为两地交流提供了政治便利。秦始皇开凿灵渠连接湘江与漓江，打通了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水路通道，江南的铁器、丝绸等物资，通过此通道传入岭南，促进了岭南农耕文明的发展。中原移民南迁过程中，部分人口经江南辗转进入岭南，带来了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夹带了江南早期的民俗与生产技艺。汉武帝时期，岭南正式纳入中央版图，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江南的茶叶、瓷器等商品经广州远销海外，而岭南的珍珠、香料等特产也流入江南，形成早期的商品文化互通。
两晋以后，北方相继发生三次重大战乱，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变，相应地发生了三次“衣冠南渡”，大量北人络绎南迁，促进了南方的次第开发与发展。科举制度的推行，推动了江南与岭南的文人流动。不少江南文人或因仕途被贬，或因出使途经岭南，成为文化传播的纽带。唐代江南已经相当富足，苏州、杭州都很繁荣，而同期岭南不少地方仍然相当闭塞、落后。韩愈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证明那时的潮州还是蛮荒之地。苏东坡三次贬职，依次是黄州、惠州、海南儋州，贬谪之地由接近中原到远离中原的南方，越走越远，越走越荒。
两宋至明清
两地交流渠道显著拓宽
宋元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江南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岭南则凭借海上贸易实现快速发展，两地交流从商品贸易向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多个领域拓展，呈现出商贸驱动为主、文化互动趋向频繁的鲜明特色。
宋代，江南的农业、手工业高度发达，景德镇瓷器、湖州丝绸等，通过海路运往岭南，再转销东南亚及中东地区;岭南的海外商品如象牙、宝石、香料等，则经海路或陆路销往江南，形成江南货物南下、岭南洋货北上的贸易格局。这种贸易往来，催生了商人群体的互动，江南商人在广州建立会馆，岭南商人在杭州、苏州设立商号，这些商贸洽谈场所也成为了交流据点。文化领域的互鉴，呈现多元化态势。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江南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理学发展达到鼎盛。岭南学者纷纷到江南求学，将程朱理学带回本地，推动岭南儒学的系统化发展。岭南的禅宗文化，则反向影响江南。禅宗南派创始人惠能的思想，兼具平民化、世俗化特征，经僧人往来传入江南，与江南文人崇尚的清淡雅致的精神追求相契合，推动江南禅宗从寺院走向文人阶层。
艺术与生活领域，两地的融合痕迹尤为明显。戏曲方面，江南的南戏风格温婉细腻，岭南的杂剧充满市井气息，艺人的跨区域演出，促进了表演形式的相互借鉴。建筑方面，岭南工匠借鉴江南园林“以小见大”的布局手法，结合本地气候特点，打造出兼具山水意境与遮阳避雨功能的庭院;而岭南建筑中防潮通风的工艺，也为江南临水建筑的改造提供了参考。饮食方面，江南的蒸煮技法用于处理岭南的海鲜，岭南的腌制方法则丰富了江南的风味小吃，形成早期的饮食文化交融。
明代以前，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虽整体上比江南地区落后，但也有其后发优势。岭南人虚心向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学习，取长补短，进步很快。明代中后期，岭南地区逐渐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到了清代，广州已然跻身中国经济文化领先地区行列。
清代多位江南籍官员赴粤任职，成为江南文化传入岭南的关键纽带，如广东学政惠士奇、两广总督阮元，使岭南学术逐步融入主流学术体系。同时，岭南学者也积极与江南学界互动，如陈澧的学术著作在江南广泛传播。教育方面，岭南的广雅书院借鉴江南紫阳书院等教学模式，而江南书院也吸收岭南书院注重经世致用的办学特色，增设算学、舆地等实用课程。
近代以来
交融与共进繁盛阶段
江南与岭南均为中国海洋文化核心区，都具有悠久的海洋联系、海洋开发、向外发展的历史。鸦片战争后，第一批被迫开放的五个口岸城市与被迫割让的香港，都在这两个地区及其中间的福建地区。
江南与岭南，都是中国与欧美世界联系的前沿地区。明代嘉靖年间，以葡萄牙人为主的欧洲商人，曾经将位于舟山群岛附近的双屿岛，经营成中西贸易的基地。当时，日本与东南亚的海上商人都到此进行贸易，因而形成了一个类似国际贸易的港口。后被明朝军队铲除后，葡萄牙人向南移动，在澳门立足。相较而言，岭南接触来自阿拉伯地区与欧洲方面的西方文化，比江南更早、影响更大，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广州中外交往比江南任何地区受西方文化影响都深。宋元时期，广州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对外贸易港。耶稣会在明朝首先到达澳门，彼时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一度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的港口。
综合起来看，就受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影响而言，梯度自北而南，即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岭南地区，逐渐递减;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言，梯度自北而南，则逐渐递增。一个递减，一个递增，江南与岭南的文化特性就相当明显。
历史进入近代，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江南与岭南地区的文化进入了广泛、持久而深入的交流、互补、融合与共进过程。上海最早的一批与洋商打交道的买办，最早开启洋务运动的实干家，几乎全部来自岭南。像唐廷枢、唐廷桂、徐润、郑观应等，他们发展的路径无一例外。中国第一位参与伦敦世博会的丝商徐荣村，是广东香山人，彼时主要活动地在上海，其参展物品是湖丝，这很具象征意义。
同时，中国最早提出维新思想的人大多来自岭南，包括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何启、胡礼垣等。只有王韬一个例外，他是江南人，但王韬提出革新思想的最集中的阶段，是他在香港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维新思想呈现和发表最集中的地方是江南。无论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成书，还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发表，特别是他主办的、集中反映维新思想的《时务报》，都在上海。
整体来看，近代中国三大思潮、三大运动几乎都起于岭南、成于江南。岭南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早、最深、最系统，容易酝酿、提出革新思想;而江南经济文化发达，人口众多，实力雄厚，所以是冷静思考、稳健行动的地方。再往后看，作为近代中国百货业标志的四大公司，其发展历程也是这样的，创办人都是广东香山人，但最后的商业成功是在上海。
改革开放以来
双星并耀相互成就
改革开放以后，岭南凭借政策优势，成为经济特区的集中地，深圳、广州的市场化改革经验，迅速向江南传播，为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与此同时，一批活跃在香港(岭南)的企业家，纷纷到上海等地拓展业务，这些都是岭南与江南互鉴融合的典范。
文化领域，更是呈现互融共生、各展所长的态势。饮食文化方面，岭南风味与江南雅韵不断融合，南京、上海等地的粤菜馆既保留岭南风味，又根据江南口味进行改良，而广州、深圳也出现融合江南精致摆盘的粤式餐厅。文艺创作方面，岭南的粤语影视、江南的越剧相互借鉴，岭南影视融入江南的水乡意境，江南越剧则吸收岭南剧作的现实题材，共同丰富了当代文艺作品的内涵。
综合而言，不同历史时期，两地文化因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的差异形成各具特色的交流模式，早期以物质传播为核心，明清转向学术教育的深度互动，近代聚焦思想革新与社会变革，现当代则呈现全方位的协同发展。这种交流，不仅推动了两地文化的自我完善，更塑造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品格。在新时代背景下，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进一步交融，必将为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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