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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研究，无法回避对其作出客观的价值评判问题。我们不仅要在中西“比较”中基于事实判断论证它的独特本质，更需要基于价值判断对这一现代化道路作出“好不好”的本质评判。中国式现代化“好”，不仅仅是这一现代化道路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来说的“好”，更是其对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来说的“好”。因此，应立足“大历史观”视野，从世界历史“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出发，坚持“出于世界历史目的”而非仅仅“符合世界历史目的”的方法论原则，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把“世界历史”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评判坐标，从而更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在的客观真理性。
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深入研究，无法回避对其作出客观的价值评判问题。当我们得出“中国式现代化好”这一评判结论的时候，首先就需要保证这一价值评判的客观性。那么，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评判，其评判坐标可以包括两个维度：其一，以自己民族作为坐标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其二，以世界历史作为坐标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前者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评判;后者则是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评判。二者相较而言，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世界历史这一评判坐标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价值评判显然更具客观真理性。
一、确立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价值评判的客观真理性
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价值评判，首要原则就是保证这一评判的客观真理性。通常的做法是在“比较”中完成评判，但“比较”中通常是从一方的视角评判另一方，这样的评判难免具有主观性，即“各说各的理”。为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评价就必须跳出主观性，找到诸多现代化共同置身其中的“评判坐标”，以此出发作出的评判才具有客观性，而这一共同的评判坐标就是“世界历史”。
(一)“比较”研究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双重视野
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学界最为关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以及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第一，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方面，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第二，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的时候，也要看到现代化遵循的一般共性，比如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等手段;第三，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上，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也具有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因而要处理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然而，这些比较性研究主要是在“事实判断”的意义上得出的研究结论。而对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更为深层次的审视应该上升到“价值判断”，也就是需要对这一现代化道路作出客观的本质评判，这更加关乎对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总体看法，或者说关系到一种更为原始的“现代化观”的理解。
“比较”性的研究，一般注重的是两种事物之间的异同。所以，“比较”这一认识形式天然包含着辩证法原理，即“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辩证法原理。一方面，在同中发现异;另一方面，要在异中发现同。毫无疑问，比较是认识某一个事物的常见方法，正如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人”的认识的时候，总是要把“动物”作为参照系，通过把人与动物加以比较的方式来认识人的特殊性。但是，比较性的认识毕竟是有认识界限的。“比较”总是涉及比较双方的关系问题。但真正说来，“比较”的目的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作为事实判断，比较的意义在于指出双方的异同，仅此而已;作为价值判断，比较的意义在于指出双方哪个更好。这样，在价值判断的“比较”中，就必须有共同的“评判坐标”作为评判依据，从而才能获得客观的评判。对同一个事物的评判可以采取不同的评判坐标。比如，可以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为评判坐标，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对其作出评判。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真理性在于，依托这条道路，中华民族实现了自近代以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质的飞跃。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历史的进步，因而是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如果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整体性和终极性的评判，毫无疑问需要把世界历史整体或人类命运整体作为坐标，亦即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历史整体进程中加以评判，这样的评判就更具有客观真理性。也就是说，作为东西方不同文明所发展出来的现代化道路，它们无论怎样，都一定隐含着对整个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某种理解和回答。这样，我们通过两种现代化道路各自对世界历史整体和人类命运整体作出的回应，便能够对其作出客观评判。那种对于世界历史整体和人类命运整体能够提出积极方案的现代化道路，便是对人类具有贡献的现代化。相反，如果把世界历史整体和人类命运置之度外，或者对其产生某种消极影响，那么这种现代化道路就一定是具有负面作用的现代化。
(二)只有把“世界历史”作为现代化的评判坐标才具有“客观真理性”
什么样的现代化才是“好”的现代化?这首先是“现代化观”的问题。什么样的现代化才是一个好的现代化，什么样的现代化是不好的，这显然是一个价值判断。一切价值评判都需要首先保证评判的客观性，因为如果一个评判不具有客观性，那么评判就失去了意义。其次，为了保证评判的客观性，就必须确立评判的标准。这一标准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比如，在国际关系领域，通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双标”。所谓“双标”就是指把对自己有利作为一个“标准”，而对他人来说则采用“另一个标准”，这样就导致评判失去了客观性。因此，能够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历史的进步意义或者对人类命运的积极意义，才表明这一现代化道路承载的价值具有客观性。
把现代化置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加以审视，这是现代化观的终极性评判视野。因为，全部的现代化都只不过是人类生存实践活动，而人类生存实践总是置身于世界历史当中的。因为，“世界向何处去”和“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基于客观规律的事实判断问题，而且更应该成为基于世界历史目的和人类生存目的的“价值判断”问题。抽象地说，评判一种现代化是不是好的，最大的客观性毫无疑问是该种现代化是否对实现世界历史目的和人类生存目的有所贡献，以及这一贡献是基于该现代化所秉持的客观目的还是主观目的，抑或基于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目的。很显然，唯有基于主客观相统一的目的，这种现代化才是好的。
严格来说，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命活动都无疑关乎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区别却在于，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还是阻碍世界历史前进脚步的。当我们承认现代化没有“定于一尊”的固定唯一模式的时候，显然是承认现代化的道路是多元的。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诸多条现代化道路中，是否每一条现代化道路都是符合世界历史进步趋势的。这一问题提示我们：现代化的模式可以是多重的，但是只有符合世界历史进步趋势的现代化才是“好”的现代化，因而才具有客观真理性。所以，“现代化观”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在现代化问题上的具体呈现，它要求我们寻求和确立现代化的客观真理性。这就表明，不是所有的现代化都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唯有符合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发展趋势的现代化，才具有客观真理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世界历史”评判坐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如果说对现代化的终极性价值审视必须置于世界历史之中，那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就必须敞开更为广泛的空间，而这就必然要把中国式现代化与它所置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理论关联在一起。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为世界历史规律提供了科学支撑，即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世界历史进步提供了科学基础。因此，世界历史评判坐标的客观真理性，就来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客观真理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个重大论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评判。因此，从这一论断中可以作出如下推论：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好”这一评判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真理性，首先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客观真理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这样一条现代化道路，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价值和理论作为本质规定的，从而区别于其他的现代化道路。所以，这里就显而易见地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制度，其落实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具体的国家发展道路之上。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样，我们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科学的客观性评判。
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和特征的认识首先是对它作出事实判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对其作出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其作出价值判断，即这一现代化道路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正如我们判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与实践所作出的价值判断。那么，这一价值判断必然包含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判断。诚然，我们可以根据上述价值判断作出推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这一论断已经得到了证明，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产物，也必然是好的。但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身的价值评判，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推理方面，因为推理获得的知识毕竟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尽管逻辑法则能够保证我们推理结论的真理性，不过也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真。而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一个事物的判断还要从现实的客观历史本身出发加以评判，这是对其作出的直接的价值判断。
二、中国式现代化“世界历史”评判坐标的“大历史观”视野
价值评判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是站在怎样的视角作出评判，也就是评判坐标的选择问题。而为了使价值评判尽可能地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一视角就要尽可能宏阔，因为“站得高”才能“望得远”，这是保证客观真理性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评判就必须站在“大历史观”的视野，才能保证其具有客观真理性。
(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评判应该基于“大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大历史观”概念，这一概念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标识性概念。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要保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的客观性，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做法就是借助于“大历史观”这一视野加以评判。为此，需要立足“大历史观”视野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一个价值性判断。
一般而言，事物的评判结果和评判视角直接相关。评判视角越小或者越从局部出发，则评判过程就越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其评判结果就越不具有整体性和客观真理性。只有从整体上直观到事物的全体并加以系统性的分析，才能对事物作出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评判结果。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形式上看，评判视角的广度与评判结果的客观性成正比，或者说评判视角的广度决定了评判结果客观性的程度。按照这一原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具有客观真理性的价值评判，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理论依据，还要有视角广度这一评判条件的支撑。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客观真理性评判，就必须立足“大历史观”的视野。
评判一种现代化的真理性，之所以要在大历史观视野下进行，是因为只有“大历史观”才能够提供一个终极性的评判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指向的是共产主义。如果仅仅停留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从一方出发审视另一方，就总是会受到单方面主观的偏见制约，因而各自都无法保证其客观性。所以，必须跳出双方各自的主观视野而上升到客观性视野。那么，如何才能从具体的现代化道路中跳出来?从客观性上审视，必须扩大视野，而这无疑就必然把“大历史观”作为审视现代化的客观视角。具体来说，就是要跳出局部的时间视野和空间视野，而在更为广阔的时间视野和空间视野中来审视，这便是“大历史观”的必要性。概言之，从“大历史观”出发是客观评判一种现代化道路的必由之路。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大历史观的“大”是一个感性直观的量的规定。对于感性直观对象来说，按照康德的说法，分为“内感官”和“外感官”两种直观形式。内感官的直观形式是时间，而外感官的直观形式不仅包括时间，还包括空间。因为，外感官不仅是时间上的“大”(过去—未来)，而且是空间上的“大”(东西方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历史观”是包括“大”时间视野和“大”空间视野的外感官感性直观。
(二)中国式现代化在“大历史观”时间坐标中的客观真理性
从时间坐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历史观”是贯通“过去-未来”的时间视野，构成了“大历史观”的时间坐标。而这一“过去-未来”的时间视野，包含两个向度：一方面要向世界历史的“过去”加以回溯;另一方面，要向世界历史的“未来”加以展望。这两个向度便形成了世界历史的“时间坐标”，进而在这一时间坐标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价值评判。
着眼于“过去”时间视野，需要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社会主义500年这一视野加以审视。社会主义起源于西方，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此后，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出从西方到东方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实践从欧洲开始。然而，经过俄国十月革命，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时间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作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而存在的。
面对20世纪末科学社会主义遭遇的挫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深刻反思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理论为开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沿着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真理性集中体现在这一现代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带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从低谷中走出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着眼于科学社会主义500年的时间坐标，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这一重大世界历史事件，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真理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指向“未来”时间视野的现代化。马克思为人类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即共产主义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开创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同样展现了光明的未来图景。关注未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历史观视野。为此，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回答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好”，乃是因为这一现代化推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自东欧剧变以来，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创伤，以至于西方出现了一大批学者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错误思潮，这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主义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便成为重大的世界历史问题。
着眼于未来时间坐标，中国式现代化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这一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和“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21世纪的创新和发展。对人类命运和世界历史趋势的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因此，能够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某种科学合理的理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世界历史使命，并因此构成了与西方其他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未来时间坐标的指向，继承了马克思的人类性关怀，成为追求人类自由和解放的阶段性目标，因而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客观真理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在“大历史观”空间坐标中的客观真理性
从空间坐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历史观”表达的是在同一时间范围内，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上同时并存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来加以审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与其他民族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这样，每个民族国家都要对世界历史负责，每个民族国家都要对其他民族国家的生存负责。就是说，如果一条现代化道路仅仅对自己民族国家有利，而对其他民族国家没有利，甚至是以破坏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条件的，那么就不能说这一现代化具有客观真理性。它仍然是出于对自己民族国家的主观利益的追求，因而仅仅具有主观性上的“好”，而缺乏客观性上的“好”。因此，评判中国式现代化，就必然将这一现代化是否把其他民族的生存考虑其中，并为世界历史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在空间视野中，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被纳入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当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它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资本体系当中，这也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由资本逻辑所主导形成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毫无疑问是不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因此，在空间坐标中，现代化是不是“好”的，取决于这一现代化是否在追求自己民族国家利益的同时，破坏其他民族国家的生存利益。如果一种现代化仅仅对于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有好处，但是对于其他民族国家来说却没有好处甚至有损害，那么就不能认为这一现代化是好的现代化，毋宁说是坏的现代化。因此，在由各个民族国家在空间中并存形成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其现代化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取决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活动是否破坏其他民族国家的生存活动。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空间坐标”中的客观真理性表现为“共生法则”对“丛林法则”的超越。按照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阵营和无产阶级阵营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显然不具有客观真理性。资本主义私有制采取的是“丛林法则”，违背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公平正义，进而破坏各个民族国家的生存秩序。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实现“共生”，因而坚持的是“共生法则”。所谓“共生法则”就是把其他民族国家的生存作为自己民族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不是相反，把自己民族国家的生存建立在破坏其他民族国家的生存基础之上。关于“共生法则”可以举一个显著的例证：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这就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增长也为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因而是“共生法则”的结果，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空间坐标”中的客观真理性。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空间坐标”中的客观真理性，还表现在“合作共赢”交往关系对“零和博弈”交往关系的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处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中坚持“零和博弈”。简单说，这种交往关系不承认“共赢”，只能是一方输，一方赢，不可能共赢。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却坚持“合作共赢”的交往关系。这两种交往关系的本质性区别是：“零和博弈”坚持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思维，而“合作共赢”坚持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维。举例说明：A国和B国在国际贸易中分别把自己的优势产品出售给对方。A国出售给B国的X产品，从B国获得了100元的价值增值;而B国出售给A国的Y产品，也从A国获得了100元的价值增值。这在“零和博弈”看来正负100元相互抵消，等于“零”，这一贸易交换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正负100元相互抵消等于没有获取任何剩余价值。但是，在“合作共赢”交往关系中认为，彼此都获得了100元，实现了“双赢”。这正负100元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使用价值的交换，实现了获取使用价值的交换目的。因此，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合作共赢”，这就为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奠定了交往关系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空间坐标”中，坚持“合作共赢”这一共生法则，因而获得了客观真理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世界历史评判坐标的终极评判标准
当确定了评判中国式现代化世界历史的“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就是评判方法论问题和评判标准问题。现代化虽然是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趋势，有其客观发展规律，但也具有主观目的。唯当一种现代化既是合乎世界历史规律的，又是合乎世界历史目的的，才是“好”的现代化。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包含着价值观问题。所以，在方法论上，从世界历史坐标评判中国式现代化要考虑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而终极评判标准则必然超越单个民族国家的局部视野，重点关注现代化对于人类命运的整体性效用。
(一)世界历史评判坐标的方法论原则
康德曾经对人的行为作出两种区分：一种是“合乎职责”的行为，另一种是“出于职责”的行为。所谓“合乎职责”是指，行为者主观上并不以履行某种职责作为行为的直接目的，但是，其行为结果却在客观上“符合”了该行为的职责。所谓“出于职责”是指，行为者主观上把实施某种行为“当作”直接目的。比如，我不愿意接受义务教育，而为了使自己获得一份工作却不得不接受教育。这样，我虽然“接受了义务教育”，但却不是“出于”义务教育的职责，而只是在客观上“符合”了义务教育的职责。因此，通常的情况是，一个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在客观上是“符合”职责的，但却不必然是在主观上“出于”职责的。显然，“符合”目的只是在客观性上具有真理性，但是在主观性上却没有真理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上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创造了条件，但是，“把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结果，不是资本主义在主观上所愿意和希望的。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乎”了“把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目的，但却不是“出于”这一目的。相反，无产阶级则自觉地把追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作为自己革命行动的目的，因而是“出于”把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全世界无产者之所以能够联合起来是因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故把这一结果的形成归功于资本主义。评判资本主义就必须区分其行为是“符合客观性”还是“出于客观性”。资本主义发展的目的决不是在主观上希望“毁灭”自己，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是“出于”让自己毁灭的目的而从事资本运行的。相反，资本主义是“符合”了让自己灭亡的目的，因而只是客观上“符合”了这一世界历史目的，而决不是主观上“出于”世界历史的客观目的。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为什么资本主义自我毁灭具有客观必然性”。
由此可见，评判一种现代化的方法论原则是，需要区分该现代化是“出于世界历史目的”还是“符合世界历史目的”。如果一条现代化道路仅仅“符合”了世界历史目的，并不意味着这一现代化是“好”的;只有当一条现代化道路既是“出于”世界历史的目的，又是“符合”世界历史的目的，自觉地把实现世界历史的目的作为自己现代化的使命，那么，这条现代化道路就具有了客观真理性，因而是“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对中华民族有利，使其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而且也符合实现世界永久和平、实现人类永久生存这一世界历史目的，因而对人类的命运是有所助益的。那么，这一现代化道路就获得了客观真理性。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考量之中，同时包含着对世界历史目的和人类命运的自觉观照，因而在其主观的选择中已经把世界历史目的作为自觉的追求，是“出于”世界历史目的的，而不只是在客观上“符合”了世界历史的目的。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条现代化道路，尽管在客观上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步，但如果仅仅是“符合”了世界历史进步的趋势，却不是在主观上“出于”世界历史的进步趋势，那么这一现代化道路就不具有主观上的客观真理性，当然也就不具有在主客观统一性上的客观真理性。
(二)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决定其现代化放弃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受西方历史不可知论思维方式的影响，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是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的。直到今天，西方学界仍然把“乌托邦”这一概念作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一切为人类未来做理性谋划做法的普遍符号。在西方历史不可知论看来，如果人类能够把握到历史的认识，也仅仅能够把握到已经发生或过去了的历史客观必然性，而绝对不能把握到历史发展趋势的未来必然性。这是西方思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性区别。是否承认能够把握历史的未来，就决定了人类是否有责任和使命以及能力来真正地关心爱护人类。因此，西方学界很少提出那种关乎人类命运未来发展趋势的主张和努力。在本质上看，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其不可能关心人类，而显示出无能为力。如果对人类物种的未来命运持无能为力的态度，这就等于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的尽头是看不见的，或者说是“乌托邦”的，因而是虚无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可知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更为彻底的形态。
如果放弃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那么将形成怎样的生存法则呢?因为终极关怀是以承认“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为前提的。理性的功能就在于为自己的未来作出筹划。诚然，西方理性派哲学家普遍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也试图为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寻求终极目的，因而西方现代化也是从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题都是要建立人的主体性地位。文艺复兴倡导把人性还给人;启蒙运动也倡导人类自己使用自己的理性对事物作出判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怎样的方式关注人?然而，在现实中，“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这一承诺却被历史虚无主义所取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这种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片面地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即这种人的主体性地位只是作为“欲望主体”的主体性，而非“理性主体”的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以单个民族国家及其个体的人的利益为主导，而其他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则被抹杀，即马克思所谓的“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种情况下，从属的一方毫无疑问失去了主体性地位。而且，就人类受制于资本逻辑这一点来看，人类仿佛从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又进入了资本对人类的束缚当中，可谓打碎了宗教的枷锁，却又套上了资本的枷锁，因而人类彻底失去了主体性地位而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把资本主义称为“拜物教”。这就意味着，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起始于关注人类本身，但是，由于它所建构的人类生存活动秩序(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不当，因而又使人类丧失了主体性。在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是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现代化，而是奴役人和支配人的现代化。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由人类支配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的生存理想。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之前，社会生产关系支配人类的生存活动;而共产主义则反过来，是人支配生产关系，因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也正基于此，当人类不再受制于生产关系，不再受制于分工，在这个时候，人类才是自由的和解放的，也就是人类从生物学意义上的必然王国中走出来，进入了自由王国。
(三)“中国式现代化好”归根结底是对人类来说的“好”
一条现代化道路对人类的积极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首先，这一现代化是否关心人类。其次，这一现代化为人类提供的图景是否具有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后，这一现代化道路是否在引领各个民族的实践中落实价值观照。中国式现代化分别从世界历史坐标呈现了它所蕴含的客观真理性，因而是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好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但从世界历史坐标看，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为整个人类进入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根据2023年联合国世界人口数量的统计数据，世界共有约80亿人口，其中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带领世界上17%以上人口实现了现代化，为整个世界进入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相比之下，美西方现代化各自只是把一小部分人带到了现代化，而且这一现代化是以遏制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为条件的。显然，这种现代化只对于美西方国家来说是有利的。而中国则把更大的一部分人口带入现代化。从世界历史的坐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而且是推动人类整体进步的现代化，因而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好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一方面，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区别，它不同于西方以殖民扩张、零和博弈、丛林法则、金融霸权等为标志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坐标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人类命运负责的现代化，是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现代化，因而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好的现代化。关心人类的首要问题是承认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观革命的成果，即“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把对人类本身的生存关注作为最高的价值归宿。中国式现代化是把人类命运作为最高目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始终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世界历史观”。这种世界历史观主张多边主义，国家不分大小都应该得到尊重，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张：各个民族国家不论大小，均享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把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世界历史定向，“加速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就为创造普遍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价值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拥有共同的家园，因而始终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目的。这一现代化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目的，坚持各个民族国家的共生法则，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好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是有机整体，人类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义务，因而每个民族国家都应该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自己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规定。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无限掠夺开发基础之上的。资本逻辑的竞争机制必然触及“自然的界限”，进而导致人类物种的生态危机。正因如此，西方兴起了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致力于改变人类的生态环境。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这意味着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没有把人与自然的共生纳入资本逻辑体系之中的，因而对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危机负有主要责任。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现代化不仅追求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而且还把人与自然的“共生”作为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生态定向的积极回应。因此，从世界历史坐标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保护人类共同生活其中的大自然，致力于克服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危机的现代化，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好的现代化。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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