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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深厚底蕴
卜宪群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历史现象，就是虽然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比较频繁，但是文明没有因此而中断，而是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也就是说王朝易代频繁与文明传承并行不悖，与治理体系保持高度的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看待中华文明，仅仅从国家形态看，而不从文明形态看，是看不清楚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底蕴的。也就是说只有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而不是放在某一个具体朝代，这样才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这就需要重视价值体系。
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并非单纯的文化符号，而是文明形态的核心内核，深刻引导着国家治理、民族发展与个体行为。这套价值体系的深厚底蕴，集中体现在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追求理想政治的观念等三大维度，既支撑了“满天星斗”的多元发展，又保障了“向内凝聚”的文明统一。
首先，构建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是中华文明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中华民族重视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注重以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同制度与治理体系相配合，有效维护了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价值体系与治理实践的深度结合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从先秦时期“宗法等级分封制与礼乐文明”奠定伦理基础，到秦代法家思想因功利主义导向而短暂兴衰，再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大一统”“天人感应”重构儒家理论，使其成为此后2000年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儒家思想并非唯一且一成不变的，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新的发展。既传承先秦礼乐文明，又吸收理学等新思想，更注重与国家治理实践结合，贴合古代农业社会特征，为文明“向内凝聚”提供了思想锚点。
其次，提倡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体系，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丰厚积淀。中华思想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和演进，形成了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价值体系。在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而不同的核心理念指引下，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多元文化并存、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互存、善于融合外来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华文化多元并存又多元一体，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探源，都表明中华文化从早期开始就蕴含着“满天星斗”的多元性，但又有着“向内凝聚”的特点。历经夏商周三代不断发展，多元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秦汉大一统政治实践推动着文化上的一统，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但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其他文化依然存在。随着佛教传入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儒释道融合的特色，并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特征，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华文化历来就有兼收并蓄的传统。一种文化体系有没有活力，有没有发展潜力，关键是看它有没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华文化既然是多元一体的，那就说明它具有吸纳外来文化的能力与胸怀。汉唐以来，不管在宗教文化，还是在科技文化、物质文化上，都有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中华文化吸收了外来养分，多元文明汇合的特征越来越丰富，同时也显示出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包容精神。观念上的“和而不同”与实践中的“会通融合”，塑造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深厚特点。
最后，追求理想政治的治理思想体系，是文明“向内凝聚”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自先秦时期开始就形成了追求理想政治的治理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与价值导向的确立上要追求崇高目标。先秦时期强调“顺应常理”的治国理念，春秋战国时期则深入探讨“治与乱”的关系，“治理”概念逐渐形成。所以我最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是属于“治理型”国家，而不是过去所说的完全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的价值追求，还突出表现在重视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处理上。道统强调坚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以仁义忠信作为立身准则，以中庸之道作为处事方法。政统是指政治统治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是被历代王朝普遍认同的政治形态。道统统领政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道统不仅贯穿对理想政治的追求，也成功塑造了我国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血缘、文化、政治和历史认同。政统传承道统，历代政权要在政统上寻找到自身的地位，就必须首先认同自己是道统的继承者。道统塑造政统，政统传承道统，二者互动打造出数千年共同的国家治理价值体系，使之在共同历史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紧密地凝聚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整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文化传统，也让中华文化在“满天星斗”的多元中，始终保持“向内凝聚”的文明定力。
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生命力在于“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辩证统一”。从秦汉“大一统”理念到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价值体系始终在回应时代问题中自我更新。正是这种扎根历史、面向现实的特性，让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40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宋新潮
2025年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的40周年，也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成立60周年。文化遗产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非常重要。自1987年成功申报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以来，中国现有60项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41项，自然遗产15项，还有4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回顾和总结中国走过的文化遗产保护历程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不断学习、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的历史镜鉴。
如果把40年做一个概括，可以说前十年是起步探索阶段，不断学习规则、适应联合国要求并进行大量的国际合作;第二个是加速推进阶段，每年有四五个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第三个是转型发展阶段，不断提高各方面的管理水平和保护能力，比如这一时期开始提出管理规划要求等;第四个是创新引领阶段，即从2012年开始至今，不仅要站在中国的角度，而且要站在全球角度去看如何推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引领，涉及如何认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等。某种程度上看，40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走过的关键40年。
这40年的发展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促进了国际交流。比如，敦煌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长达20年的合作，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此期间逐渐走向对敦煌壁画的全面保护，还包括其数字化也走在了世界前列。类似这样，一系列文物保护和管理方法都开始传入中国。此外，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活动，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年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中国是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在整个过程中不仅促成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也提升了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深入传播。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近年发起的亚洲茶文化景观主题研究为例，该研究体现了对茶叶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思，探讨如何促进沟通交流和文化协作，蕴含了人类和自然的协同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又如《威尼斯宪章》的推广等，其中有关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理念开始通过中国的学者、专家系统介绍到国内来。三是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借鉴具有本土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构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不仅是形成对国外相关理论的自我认识，关键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措施与中国本土保护相结合。1930年颁布的《古物保存法》、198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等，有关保护的范围向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运河遗产等大大延伸，保护的理念也在国际交往中不断提升，很多活态性的文化遗产也得以保护。再如，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管理相关要求，中国整体的遗产监测体系已全部建立。如设立反应性监测，即平常预防性保护，而不是到了有问题再去治。当前，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走到了世界前列，有的重要案例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和肯定。
(作者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
构建全球视野下的非遗整体性协同保护机制
王晓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重要纽带，作为无形的活态的文化遗产，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设计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近年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与各界同仁一道，按照保护为主、全民参与、分类施策、融入生活、传承为本、创新发展的思路开展实践，努力营造全社会参与非遗系统性保护的浓厚氛围，不断增强非遗传承的活力。进一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发展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从体系化、公共化、数字化、国际化四个维度构建全球视野下的非遗整体性协同保护机制。
以体系化协同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在全球范围内，非遗保护都面临着诸多挑战，而构建完善的体系化协同保护机制是解决问题的保障。在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我国已构建起政府引导、政策保障、社会搭台、市场推动的体系化协同框架。政府引导层面，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健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推动非遗保护事业取得更大进步。通过完善非遗记录体系，加大非遗保护的资金投入，加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扶持等系统性举措，为全国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执行路径。政策保障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党中央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将各级政府部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上升为法律责任，为非遗保护政策的长期实施和有效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以此为基石，各地政府因势利导，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逐步构建了分级分类的保护传承体系。社会搭台层面，以协会、公益基金为代表的非遗营利性社会组织，以高校、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学术机构，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度构建交流合作平台，切实帮助不同地域、不同项目、不同年龄段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创新发展。市场推动层面，通过创新驱动与商业赋能，将非遗代表性项目转化为符合现代审美与需求的商品，通过电商直播、主题市集、体验经济等新消费场景，让非遗触达更多消费者。政府引导、政策保障、社会搭台、市场推动，在非遗的体系化协同保护框架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以公共化协同激活非遗的当代价值。非遗源于生活，核心价值在于融入日常、服务大众。推动公共化协同，其本质是将非遗保护纳入社会化保护体系建设，系统构建政府推动、社会联动、公众互动的非遗保护生态，让非遗从师徒密传的小圈子走向大众共享的大舞台。四川的青城武术是拥有近20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曾在1992年陷入困境。近年来，当地打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单打独斗”的单一模式，转向构建多元共治的协同生态，在当地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下，青城武术被纳入全民健身规划，通过建立研究会、开设传习所、进驻景区及融入夜市等举措，传习人群增至20余万人，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双赢。
以数字化协同破解非遗的时空局限。数字化时代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全新路径，既能突破地域限制，又能实现广泛传播，还能通过技术创新增强互动体验。通过构建资源整合、技术集成应用、多渠道传播的数字化协同体系，让技术真正成为非遗保护传承的加速器。川剧的“数字焕新”行动成效显著。通过高清数字化采集存储构建系统资料库，运用算法修复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珍贵胶片影像，为川剧教学与研究提供多角度、可反复观摩的素材，突破传统传承的时空局限。通过技术赋能、AI影像修复技术让多部川剧经典重获新生，还原了老艺术家的表演细节，观众可以任意调整视角来观察手腕转动、眼波流动等，展现了数字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独特作用。
以国际化协同拓展非遗的跨界交流。非遗作为人类文明的活态载体，其保护传承具有鲜明的全球价值，它不仅是特定民族的文化记忆，更是维系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纽带。非遗国际化协同，绝非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通过“走出去传递中国智慧，引进来吸引世界”，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碰撞火花、共同发展。泸州老窖等品牌将自身酿造技艺与多种国家级非遗技艺创新融合，惊艳世界舞台。举办九届的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是非遗引进来的实践样本。近年来，越来越多全球知名品牌寻求与中国非遗的跨界合作，也是国际化协同保护的重要体现。国际知名品牌通过对中国非遗元素的发掘，向世界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美学的窗户。
通过体系化协同构建多元共融的生态网络，通过公共化协同激活非遗在当代生活中的生命力，通过数字化协同为古老技艺插上智慧的翅膀，通过国际化协同拓展文明对话，四个维度、四种协同路径，共同构筑了一个立体开放、充满活力的非遗保护传承的新范式。
(作者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文化特点和价值意义
孙华
经过持续不断的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历史性变化、空间范围、遗存的分布格局、主要功能分区等基本情况已逐渐明晰，其中蕴含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的遗迹遗物，吸引了国内外广大公众的注意力。
三星堆遗址于1934年进行首次发掘，是一处延续时间长、空间范围广的成都平原中心遗址，遗址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900年间，包含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等三个大的发展时期。这三种文化遗存具有先后继承发展的关系，但彼此之间又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三星堆遗址的主体三星堆文化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文化构成有显著的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青铜器罕见;后一个阶段的文化受商文化的影响显著增加，青铜器数量相对较多。三星堆文化形成之初，在原先聚落的基础上开始营建城墙和城壕，首先就是月亮湾小城;早晚期之际，三星堆人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扩建，向北、向东、向南三面扩展，修筑了三星堆城的大城，形成了如今三星堆城址的外轮廓，其后又在西北小城东面修筑了东北小城——“仓包包小城”，从而形成“一大三小”的状况;三星堆文化末期，由于原先位于三星堆西南小城的国家宗教祭祀场所遭到破坏，三星堆人另寻了一个地点处理这些受到毁坏的遗存，将其掩埋起来，这就是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器物坑。
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成都平原的中心遗址，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500年，于1995年被发现并进行了首次考古。金沙遗址也包括三种文化，即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过渡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新一村文化，并以十二桥文化为主体。随着穿越巴山和秦岭的古道开通，金沙国家即文献记载的古蜀国与关中平原的周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青铜工业获得较大发展。十二桥文化的铜器接受了周的技术和艺术，就是这种文化背景的反映。由于各方面原因，金沙人利用南北东西向的河流和西侧的一条北向河流，形成以河渠代替城墙的都城核心区的防御设施。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十二桥文化的古蜀国出现外部和内部危机，许多聚落也从此消失，古蜀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这就是古史传说中提到的杜宇时代。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特点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三星堆—金沙遗址都有河流横贯，两个遗址都位于大河的南侧，并有河流穿城而过，将城分为北城区与南城区两部分。因此，三星堆—金沙遗址所在的城市，具有相同的主要功能分区——北城区都有大型建筑，而宗教遗存少见，应该是世俗区;南城区都有祭祀区或相关的遗存，应该是宗教区。二是三星堆—金沙遗址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大量与宗教祭祀相关的遗迹和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祭祀色彩。例如，三星堆宗教祭祀场所即神庙内的像设、陈设以及埋藏这些神庙受损之物的器物坑，金沙遗址完整的河畔祭祀场所以及为祭祀礼仪服务的象牙坑、石雕陈放处和祭祀时放置的大量高品级器物。三是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大量前所未见、造型独特的重要文物，这些文物的造型特点鲜明。如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组青铜纵目面具，最大的纵目面具代表大神，小一点的面具是附属神，这是其“三神体系”，跟后来的佛教、道教造像的一主尊二胁侍有点类似。三星堆遗址的组合铜器中，最高一件达到了2.6米，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三点。首先，三星堆—金沙遗址反映了先民们用青铜构建了一套基于太阳神崇拜的直观宇宙体系和天人关系，这是中国广大地区传统宇宙观和人神观的形象体现。太阳神鸟的崇拜在中国有很古老的渊源。但在三星堆—金沙遗址中，这些古老的观念被整合成天如穹庐、东西双树、十日轮值的可视化体系，相关文物正是这种宇宙观念的最早实物见证。三星堆人已形成了类似后世“投龙”的天人关系思想。“投龙”即用文字将自己的诉求刻写在玉版或金简上，再把金玉书简捆绑在作为交通工具的金龙上，一并投入山川之中的礼仪，以此将自己的诉求上达天帝。三星堆遗址使我们知道投龙仪式有更古老的渊源。三星堆文物的国王乘龙形象，实际上就是后来投龙仪式的源头。从商代三星堆国王乘龙铜像到战国子弹库人物御龙帛画，再到汉唐时期的简书和驮简龙为核心的投龙仪轨，均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演进的形象表达。
其次，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遗迹遗物体现了强烈的“亚文明”特征，它们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转化过程中，来自黄河流域关中地区的周文化又对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
最后，三星堆—金沙遗址承载的都城规划思想影响到秦汉至隋唐的都城规划。中国古代有两种都城规划，一种是《考工记》中“法地”的思想，都城象征大地，是缩小了的九州。另一种都城规划是“法天”的思想，在这种都城中有一条河象征着“天河”，帝王居住在“天河”以北，“天河”以南有祭祀场所和神庙，可以和帝王发生联系。大约在三星堆文化晚期，也就是古蜀人扩建都城之时，形成东西贯穿城区的河流象征天上的银河，西北城区为行政区、西南城区为宗教区的“法天”都城规划。这种都城规划思想为其后古蜀国的金沙城、古成都城所继承。秦灭蜀后，这种“法天”都城规划思想还被秦国采纳，运用到新咸阳城的扩建中，成为中国古代两大都城规划思想之一。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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