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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新挑战
“全球南方”一般指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覆盖面积很广，尽管其收入水平普遍不高，但却是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当前，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挑战，其中不少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有许多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真正实现经济富强的国家只是少数，而全球南方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最新前沿。这些挑战长期而严峻——既是全球南方国家长期面临的挑战，也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在为世界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目前尚不能确定，新的技术革命将会扩大还是缩小全球南北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国际贸易为例，传统上，各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依据比较优势总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比如，随着劳动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断迁移，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再到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未来可能继续转移到其他国家，使其获得发展机会。这样就形成了所谓“雁型发展模式”，随着先进国家成本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更替与转移，不同国家之间构成梯度发展状态。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可能被技术化解，劳动成本是否将不再是驱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迁移的力量?这一由技术带来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还能按照过去的模式继续往下传递?如果不再传递，未来又会如何?
总之，未来人工智能会使全球南方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差异缩小还是放大?现在还不好下定论，这些问题都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探讨。
另一个挑战是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原先是指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却没有发挥提供全球公共品服务的作用，因此世界事务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当前世界经济再次面临出现群龙无首状态的风险。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对国际劳动分工的参与，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找到了机会，而美国是全球化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全球化令美国获益巨大，也令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了发展的机会。然而，现在情况可能逆转，因为在全球公共品提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开始“退群”。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将由谁来维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深思。
因此，全球南方确实面临诸多新旧挑战，有的是长期存在的矛盾，有的是新出现的现象。无论是哪种情况，都需要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努力，目标是不仅要争取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也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经验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借鉴价值
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关于这一点，经济学理论中已经有不少成熟的理论框架、见解与主张。最著名的是过去大家经常提及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它是由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所提炼出来的一整套指导、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
“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主张通过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等手段推动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确曾将其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或援助的重要条件。但事后看，“华盛顿共识”这套政策框架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国家对这一套理念普遍地表达了反感与抵触的情绪。
相比之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一些政策措施经常受到一些经济学者的批评，核心争议在于政府是否干预过多。这一争议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其他成功的东亚经济中也同样存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们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提出了各自的阐述，在思路上却并未采用“华盛顿共识”，而是双轨制改革。这些分析的角度各不相同，观点也不尽一致，相互之间还经常出现分歧甚至争论。如果把这些学术思想放在一个“市场与政府结合”的分析框架里，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的元素。比如，林毅夫教授主张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认为应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要素禀赋制定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实际上也是明确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他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进一步明确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简单地概括，就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政府有为，不只是体现在改革策略上，也应该体现在发展政策上。
他们所提供的理论思考尽管存在差别，但有一个共通的理论内核——务实。中国经验的核心是“务实”，务实政策的关键是满足可行性要求，同时明确地以结果为导向，“摸着石头过河”，走得对就继续往前，不对就撤回来继续探索新方向。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每一步，政策框架似乎都没有实现理论上的最优，但管用，能见到效果。
全球南方国家照搬中国模式也并不一定是恰当的，但是，务实的理念至关重要。
中国如何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应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挑战
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变革，美国未来政策走向尚不清晰。但应当承认，无论美国下一步怎么走，过去数十年间，由美国领导建立的全球化贸易与投资体系对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崛起过程中均受益于这套体系。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起码我们这些有共同利益、共同立场的国家和地区应该共同维护这套秩序。
事实上，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取代美国的全球地位，那么我们这些国家有没有可能共同把现有这套相对开放、相对透明的贸易和投资秩序尽量维持下去?虽然有些国家对这套体系的支持意愿下降，但我们可以一起认真探讨出路，因为这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
二战后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很多是跟着往前走，甚至在国际贸易与投资框架中享受了一些“特许”条款。现在国际事务面临“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摆脱这个风险的一条途径是全球南方国家也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如何合作，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各不相同，利益诉求也比较多样化，即便像在“金砖国家”等组织中，各国的考虑与追求也不尽相同。所以经济合作也应该尽量寻找“公约数”，同时更多地推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最近许多非洲国家表达了与中国实行资源、投资和技术合作的愿望，将来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不一定要像过去一样过度地依靠与全球北方国家的合作。
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如何与经济伙伴共同发展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中国可以做一些新思考，定位也可以做一些调整。传统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被理解为提供融资和基础设施支持，这些举措确实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考虑其他可能的举措，比如我曾提出的“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需要进行绿色能源转型，但他们在资金、技术和产品方面存在短板。中国可以考虑自主或与有共同兴趣且有能力的国家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推进绿色能源转型。
当前，美国频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扰乱了国际贸易秩序，极大地增加了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对外贸易存在重大压力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考虑采取一些宏观经济措施，未雨绸缪。比如，如果中美之间的经贸谈判在短期内无法达成一致，中国的对美出口就可能面临重大风险，这部分出口占到中国GDP的3%左右，如果加上间接影响，规模就会大许多。应对这样的潜在风险，确实需要我们积极有为。
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通过调整货币与财政政策扩大或者限制国内总需求，但如果短期内扩张政策无法有效提升国内消费需求，最终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其实，“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提供了一个新的宏观调控思路，通过提供政策性和商业化的融资，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绿色能源转型，这样也就会直接增加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需求，可以看成“逆周期调节”的一种手段，甚至达成一石多鸟的功效。
中国可以考虑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商业化投资、政策性融资和政府性援助，支持其绿色能源转型，同时也为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开拓市场空间，一举两得甚至多方共赢。应该说，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如何与经济伙伴共同发展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正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可能举措。
“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只是一个例子，旨在提醒大家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我们在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方面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虽然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正如中国的老话“要想富，先修路”，但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并不是修了路的地方都能富起来。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并非唯一条件，我们还需探索其他多方面的工作。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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