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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第二个结合” “两创”民本思想

点击数:580 时间:2025-08-06 作者:重庆工商大学
次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充分彰显了“第二个结合”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引领作用,也为进一步认识思考民本思想的见蔽得失,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乃至全人类共同价值指明了方法路径。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极大地破除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错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民本思想,充分体现了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进程中重要思想资源、文化根脉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首次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充分彰显了“第二个结合”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引领作用,也为进一步认识思考民本思想的见蔽得失,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乃至全人类共同价值指明了方法路径。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极大地破除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国人的文化自信形成冲击。有的在反思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教训时,将原因片面地归咎于中华传统文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有的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没有自我更新机制、封闭的“黄土文化”,而将西方文化视为海洋文化、蓝色文化、开放的文化、进取的文化。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中华传统文化或者遭到否定甚至批判,或者遭到歧视、冷落,被认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甚至是反现代的。

  中华传统文化究竟有没有现代性?究竟能不能通向现代化?近几十年来新加坡、韩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等儒家文化圈经济腾飞、走向现代化之路的例子就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非对立、排斥关系,前者绝非实现现代化的阻力,而是现代化的助力乃至支撑。从文化的内容来看,一种文化形态中所包含的精华要素,往往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并不是完全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比如,民本思想产生于古代君权时代,在当时的目的主要是着眼于维护君权统治,但其中蕴含的重民、爱民、利民、富民价值观,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等理论主张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对不同政治体制下国家和地区的执政者都具有启示意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秉持立党为民、为人民谋福利的执政理念进行治理,赢得民众广泛支持,实现长期稳定执政和国家崛起就是典型例证。

  一个民族在社会动荡、变革剧烈、内乱连连、外患不断的时候,对本民族文化优势和劣势的判断及其取舍是很难保持清醒头脑的,往往容易走向历史虚无主义。但在当前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解放、中国社会稳定发展,处在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民族复兴的时代,我们应该也能够清醒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客观评价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激活其生命力,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五千年文明是世界文化河流中唯一没有干涸断流的文明。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作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文化根脉”,视之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第二个结合”在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筑牢道路根基、巩固文化主体性等方面的重大意义,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作用的科学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充分肯定了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时代价值,突破了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想误区和认识偏差,必将引领和推动全社会更加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二是极大地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改造,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成功地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中国共产党也在“第一个结合”中,很好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永远是共产党人的“真经”,之所以始终具有时代价值,从根本上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科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有一些人“唯马是尊”,把马克思主义个别结论当成判断认识对错的标准,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中的每句话,都奉为“金科玉律”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视作是“认识的终结”。这种做法固守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罔顾生动鲜活的具体实际和时代发展,看似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笃定坚守,实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终只会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只会对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习近平总书记就曾严肃地批评过这种现象:“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还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基本原理”,就是指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能够揭示和概括事物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对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具有普遍和根本指导意义的核心内容,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某些具体结论或个别词句。强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决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土壤,这就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资源,避免了用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对待历史和生活实践,突破了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终极真理和自我封闭理论体系的认识障碍,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理论品质,必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呈现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永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生命力。

  三是极大地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思维窠臼。事实上,涉及外来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以来一个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思想命题、政治命题。对此,既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也有主张“中体西用”的,还有主张“西体中用”的。汤一介先生提出:“‘中西古今’之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受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建适应世界文化发展形势的中国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学界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上,长期以来没有摆脱“体用”思维模式的窠臼,或是忽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或是只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忽略其本身已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也没有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地位,难以科学阐明中、西、马三种文化各自的价值、作用和相互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结合是不同主体间一种平等的、相互接受的行为,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对等的、独立的思想理论主张,二者不是一方决定、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对立关系,也不是改造和被改造的主客体关系。二者的结合,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兼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相互有机融合、双向奔赴中孕育新理论、新思想、新文化。两个结合的主体在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上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30日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结合说”“根魂论断”彻底突破和超越了“体用说”的思维窠臼,为我们科学认识、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人类历史上的思想解放,都有着寻找和解决当前乃至未来的重大社会发展问题的鲜明目的。当前“第二个结合”中,思想解放的目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是巩固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路径。

  在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进程中,民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切入点之一,也是最值得总结提炼、激活转化、传承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之一。民本思想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建立在民众的支持之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确将民众利益置于国家和君主之上。历代民本思想家提出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置法以民”的立法原则,“立君为民”“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为政本”等重要命题,都体现了对民意及民众权利的重视与强调,已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民有”“民享”等现代民主的思想因素,等等。这些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是相通的,值得我们大力发扬,为现实所用。

  当然,以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标准,民本思想存在不可忽视、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其根本局限在于从“尊君”“利君”的价值立场出发去主张民众的利益需求,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民”这一能动的主体,造成了其理论不可能真正具备彻底性,因而虽然发展到近代已蕴含着丰富的“民主”因子,但始终无法实现向民主的转化。与其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将人民群众视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将关注现实的“人”作为理论主线,将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作为根本目标。可以看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引入了一个能动的主体,即人,也就是人民群众。正是因为牢牢把握了“人”这一根本,马克思主义才成为彻底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运用“民为邦本”等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和价值意蕴,将其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等观点,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自觉将自己认定为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工具”。将政党自身作为人民的工具,从根本上扭转了民本思想将民众看作愚昧无知的被统治教化群体的价值缺陷,这就是通过“两个结合”产生的重大理论创新。

  这也启示我们,在践行“第二个结合”,推进民本思想的“两创”中,一方面要对民本思想存在的局限性有清醒认识和深入探讨,对其中不合时宜的元素进行剔除,实现去粗取精;另一方面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民主实践的有益成果。这样,我们自身的“好”加上学习别人的“好”,我们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就会“好上加好”。

  推进民本思想的“两创”,还要重视关注、回应和解决涉民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比如,如何促进党员干部传承弘扬民本思想中对民众高度的责任意识,对民众利益需求的积极体察和满足等优良政治传统,增强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自觉;比如,在现代法治的框架内融入民本思想的核心精华和价值观念,使以民为本从一种政治理念、道德要求上升为制度化、法律化的刚性规定,从古代执政者及士人君子的自我修养要求和内心约束转化为对公权力部门及工作人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对全体人民合法权利、正当利益、合理需求的制度保障,避免出现理念和现实的落差甚至割裂;等等。坚持“两个结合”,使民本思想中的精华理念能够真正为广大党员、干部所掌握并运用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必将对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大有裨益。

  (作者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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