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邹韬奋与“两个结合”

点击数：332　时间：2025-08-01　作者：重庆工商大学

用”传统熔铸一体，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范式。他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再是悬浮的理论符号，而是化作《生活》周刊上“活泼隽永”的文字、《全民抗战》中“实录”笔法的战地报道，成为唤醒千万民众的精神火炬。他扎根中国实际、融通文化血脉的实践智慧，与“两个结合”暗中相合。　　今天，当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征途上回望，韬奋精神恰如一座精神富矿，既镌刻着马克思主

　　阅读提示：站在“两个结合”的理论高度重新审视韬奋精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新闻先驱的人生传奇，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动教科书。

　　作为我国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先驱，邹韬奋以笔为旗，在民族危亡之际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与中华文化“经世致用”传统熔铸一体，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范式。他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再是悬浮的理论符号，而是化作《生活》周刊上“活泼隽永”的文字、《全民抗战》中“实录”笔法的战地报道，成为唤醒千万民众的精神火炬。他扎根中国实际、融通文化血脉的实践智慧，与“两个结合”暗中相合。

　　今天，当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征途上回望，韬奋精神恰如一座精神富矿，既镌刻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密码，也为新时代践行“两个结合”提供了鲜活的方法论启示。

　　一、“两个结合”与中国新闻业

　　“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两个结合”的提出，蕴藏着我们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制胜密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迈入新境界，也为新闻业提供了破解理论悬浮与实践困局的关键路径。

　　将“第一个结合”引入新闻界，即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结合，意味着对新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重塑。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引下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主要目标是在直面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以对中国新闻实践的学理性研究提出具有解释力与引领性的新闻理论，进而形成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学派。

　　这种结合要求新闻业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事业是人民喉舌”的本质属性，又要立足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媒介生态，回应数字时代舆论引导、国际传播、技术伦理等新命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在于“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新闻业唯有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注入算法推荐、短视频传播等新型实践场域，才能避免陷入技术异化与价值失序的陷阱。

　　“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则从文化根脉层面激活了中国新闻业的民族性表达。中华文化中“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实践第一”方法论形成共振，推动新闻叙事从西方话语的被动模仿转向中国气派的主动建构。

　　在价值旨归上，中国新闻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沟通”与“教化”概念融入现代舆论引导，强化媒体的社会治理与文化培育角色。前辈们在党的新闻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关于“沟通”和“教化”的价值取向，不断探索与人民群众充分沟通的途径，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我国报刊在改造思想和提供知识方面的教化功能。在话语表达上，中国新闻业汲取“文风”传统，如反对“党八股”、倡导鲜活文风，结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真实性”“群众性”的要求，打造兼具思想深度与传播效力的中国叙事。在伦理根基上，新闻业以“民本”思想深化“人民性”内涵，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获得历史连续性与文化合法性支撑，成为区别于西方商业逻辑的核心标识。

　　第一个结合为新闻实践锚定现实坐标，第二个结合为其注入历史纵深与文化认同，共同催生“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焕发蓬勃生机。

　　二、邹韬奋与“第一个结合”：扎根传播语境，引领国民思潮

　　邹韬奋的新闻实践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代命题。面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众普遍低下的文化水平与救亡图存的紧迫需求，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原则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新闻实践，既避免了对苏联新闻模式的机械模仿，又突破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化表达局限。

　　在《生活》周刊的编辑实践中，他首创“读者信箱”专栏，将三万余封民众来信视作“真正的维他命”，通过拆解工人罢工诉求、农民土地纠纷、青年求学困境等具体议题，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转化为“谁在压迫我们”“如何争取生存权”等具象化讨论。这种将理论嵌入生活场景的转化智慧，使《生活》周刊发行量从初创时的两千余份飙升至十五万份，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符号到精神火种的质变。

　　在文体革新层面，韬奋的实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国传播语境的深度融合。面对白话文运动引发的语态割裂，他摒弃了桐城派“义法”的晦涩，拒绝使用繁复的欧化长句，大力倡导“明显畅快”的写作风格，强调语言的平民化与通俗性。考虑到当时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和阅读习惯，《生活》周刊的文章简洁明了、生动活泼，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学术术语或华丽空洞的辞藻，吸引了更广泛的读者群体。邹韬奋代表作《小言论》专栏每期仅千字，却能用“民穷财尽而阔人做寿”的市井诘问解释《资本论》中的阶级斗争，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具象为“白刃加颈，头可断而仇货不买”的民间口号。这种将理论解构为生活逻辑的叙事策略，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穿透了文化普及度较低的时代壁垒，真正成为唤醒工农的思想武器。

　　韬奋对“第一个结合”的诠释对当代新闻业具有三重启示：其一，理论传播必须扎根社会肌理，将抽象原理转化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他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转化为对包身工制度的调查报道;其二，话语创新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当前算法推送虽能精准触达受众，但若缺失“把读者来信当镜子”的赤诚，技术终将沦为数据殖民的工具;其三，价值引领亟需构建情感共鸣，在信息过载的今天，新闻工作者更应继承韬奋“与读者悲欢相通”的职业伦理，用带着泥土味的理论阐释重建媒体与大众的精神纽带。韬奋将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与中国实际需求创造性结合的智慧，为新时代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闻实践提供了历史坐标系。

　　三、邹韬奋与“第二个结合”：深植中华文化沃土，向世界文明敞开胸怀

　　邹韬奋的新闻实践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

　　邹韬奋学贯中西，善于在史料中提取中华思想之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其评论文章往往一针见血。在《经济的难关——失业问题》一文中，邹韬奋化用《史记·货殖列传》“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的价值规律批判鲁尔工业区军火资本与民粹主义的共生关系。“未上台前满口答应国人要把大工厂收为国有，要没收不劳而获的进款，要立刻将大商店收为市有，以低价租给一般小商人经营等等，上台后也仍然没有办法，反而做了大资本家的保障……”。在“征贱”阶段，1929年经济危机后德国工业品价格暴跌，容克地主与重工业集团通过压价收购破产中小企业，完成资本集中;在“征贵”阶段，纳粹上台后推行军事化经济，军火订单刺激生产资料价格飙升，垄断资本通过通货膨胀转移民众财富。韬奋将专业程度极高的经济议题，用国民易于理解的框架充分地表达。

　　邹韬奋致力于构建海外传播网络，将文化主体性转化为具体的叙事语法。邹韬奋在流亡期间撰写的“萍踪系列”通讯，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邹韬奋在流亡期间写作了《萍踪寄语》初集、二集、三集以及《萍踪忆语》，其中详细记录了他在欧美各国的观察与思考。在写作这些通讯时，邹韬奋始终怀着两个核心问题：“世界的大势怎样?”和“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在这些作品中，他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以中华文化为参照系进行分析，将中国放置在更大的国际视野中思考。在《萍踪寄语》初集中，邹韬奋详细考察了英报背景和对华态度。他深入挖掘英报对中国带着轻蔑态度的帝国主义立场，反思办报应有的骨气和坚持。他自觉地将英国报业与中国报业对比，倡导中国报业以此为戒，坚守“以民为本”的文化传统，“拿钱来办有益大众的事业，有益大众的福利”。这种观察本身，就蕴含着对中国报业政治立场、进步方向的思考。在向国内读者介绍西方时，他自然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如广开言路、为天下谋利)作为参照和评价的尺度，使其介绍不只是“洋货”的罗列，而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视角和关怀，为海外华人及可能接触到该书的西方人士提供了理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理想的窗口。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邹韬奋的跨文化实践启示我们：文化主体性建设本质上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创造性阐释。既要完成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表达。当前国际传播中，这种智慧体现为“文明解码”能力的提升——不是简单搬运文化符号，而是构建贯通古今的价值阐释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文化自觉更显重要——算法推荐机制中的文化偏见，恰恰需要“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来制衡。只有坚持文化主体性，才能避免陷入现代性焦虑，在文明互鉴中实现真正的理论自信。

　　四、邹韬奋与“第二个结合”的当代实践

　　新闻精神的火种代代相传，当代优秀的媒体人已经学会扎根中国立场，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媒，自发地实践韬奋的跨文化传播方法。

　　在“一带一路”叙事中，面对西方媒体用债务陷阱曲解中老铁路等批判言论，新华社出品的《大道之行》纪录片以澜沧江-湄公河文明史观重构叙事：镜头穿梭于滇越铁路的法式站房与中老铁路的智能调度中心之间，旁白援引《蛮书》中“茶马古道，商旅不绝”的记载，揭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背后的文明连续性。它让观众感受到，“一带一路”倡议是东方智慧之美、和平发展的人性之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之美的有机融合。这一类将历史记忆转化为价值共鸣的传播策略，正是韬奋“文化转译”智慧的时代表达。

　　新技术的加入也让“讲好中国故事”落到了实处，“数字敦煌”的技术团队将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壁画转化为VR交互场景，让来自印度的游客也能通过手势还原“鹿王渡河”的佛教故事。这种以中华文明为基点、兼容多元阐释的传播模式，正是“第二个结合”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跨文化传播的深层突破，往往在细微处见真章。李子柒的短视频以“润物无声”的东方美学重构了国际传播逻辑。当她用古法酿造酱油时，镜头掠过青瓦屋檐下的陶缸与晨雾缭绕的竹林，唐代陆羽《茶经》中“采之时，造之精”的匠心精神与当代慢生活理念悄然交融。这种田园诗学的叙事策略，在YouTube激发了外国网友对中华文化的解码热潮——日本网友用浮世绘技法临摹她刺绣牡丹的指尖特写，意大利美食博主将中国古代的“菹法”融入地中海创意料理。不同于符号堆砌式的文化输出，这些实践如同邹韬奋笔下真实生动的跨文化记录，让文明对话成为可感知的生活肌理，将中国故事转化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韬奋精神指引我们重新发现“和而不同”的传播美学。

　　五、结语

　　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韬奋为镜鉴。这面镜子映照出的，不仅是“读者信箱”的数字化跃迁，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价值传承;不仅是记者“实录”笔触到富媒体报道的技术革新，更是“做有趣味的、有价值的”新闻精神的时代延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新时代新闻工作者当以“两个结合”为舵，让韬奋精神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浪潮中破浪前行——我们用中国话语解析人类命题，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实践，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火炬。这或许是对“新闻战士”邹韬奋最好的告慰：让中国故事真正成为世界叙事的精神坐标，让“两个结合”壮丽地绽放。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2022级本科生;指导教师为该学院肖伟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