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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中，五年计划(规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它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南针”，并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自我完善。特别是在新时代，在五年规划引领下，中国进一步健全了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形成了以五年规划制度为核心的全方位国家规划体系，进一步巩固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尤其是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十几年间，各项规划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进一步发挥出了顶层设计的制度优势。
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凸显。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全会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这就更加需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以引领改革的系统集成和全面深化。
2016年开始实施的“十三五”规划，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理念先行是其鲜明特点。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研究“十三五”规划建议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成为“十三五”规划的主线。在“十三五”规划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十四五”规划继续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为构建更加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中国在原有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2015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五大国家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在推进协调发展的同时，中央还制定规划，指引不同地区进行各具特色的先行先试。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此外，中央还发布了一系列其他区域发展规划，如《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等。
实施专项发展规划
专项发展规划更加注重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高质量发展。在产业领域，国务院2015年印发《中国制造2025》，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具体部署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个重点领域。“十三五”时期，美国发动对华经贸摩擦和科技打压，这也促使中国加快了产业升级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步伐。“十四五”时期，中国密集出台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涉及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引领性的一百多项重大工程，涵盖科技、数字经济、信息通信、交通、政务、数字化转型等各方面。
在社会领域，国家规划指引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十三五”时期开始，中国的扶贫工作进入攻坚克难阶段，当时脱贫任务剩下的都是深度贫困地区。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20年，中国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也成为国家战略规划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与脱贫攻坚相衔接的是中央于2017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形成国土空间规划
在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上，国土空间规划正式形成。2017年，国务院印发《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这是我国首个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战略性、综合性、基础性规划，对相关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具有引领和协调作用。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要求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022年，首部“多规合一”的《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正式印发，形成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
重塑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五五”时期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十三五”时期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世界影响力显著增强。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也不容忽视。如果说21世纪初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大动力分别为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并且以人口、资源和环境为要素红利，那么“十三五”以来，上述三大动力及要素红利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是城市化进程放缓，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土地为核心的地方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型压力。二是传统工业化基本结束，新经济形态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尽管新经济形态加快发展，但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平台经济在联通国内大市场的同时，也造成了线下经济萎缩、传统就业下滑和地方税收流失等问题。三是全球化遭遇逆流，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产业升级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让双方在高端和中低端制造业领域都进入竞争状态。因此，美国从2018年开始对华发动经贸摩擦、实施科技封锁。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四是传统要素红利渐行渐远，经济比较优势亟待重塑。充裕的廉价劳动力曾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但近年来人力成本上升，比较优势不再显著。此外，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约束都在加强，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必须彻底改变。
上述四方面新变化，使得中国在“十四五”时期遇到了经济下行、失业增加、财政平衡难度加大等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接近尽头，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塑经济发展方式，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和“十五五”时期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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